紫砂故事——解放前宜兴陶瓷的外销

　　宜兴陶瓷的外销，始于明朝末年。是时，宜兴已是全国著名的陶瓷产地。紫砂陶和均陶——我国陶瓷百花园中两支绚丽夺目的奇葩，闻名遐迩，博得国内外人士的青睐。其中泰国进口宜兴紫砂茶具的数量最多，因为当地广东潮人籍较多，茶事炽盛，对紫砂茶具的需求量甚殷。此外，紫砂陶开始运销欧洲，并在欧洲流行，其原因主要是和欧洲流行饮茶的习俗密切相关。

　　宜兴所产的紫砂器，十七世纪便由葡萄牙商人输入欧洲，被外国人称为“红色瓷器”、“朱泥器”。由于紫砂与从美洲输入的印第安人所制的陶器“普加乐”极为相似，所以把它叫做“帛加拉”，在欧洲各地备受欢迎。从此，源源不断地从中国定购朱泥器，甚至在法国还出现赝品。德国人约翰·佛烈德利希·色特格尔还仿制成功“红色瓷器”，并于1708年写了一篇文章《朱砂瓷》，足见紫砂的声誉之隆。《明代陶瓷之时代情形》一书中指出：“宜兴输往欧洲的陶瓷数量极为可观，出口到欧洲，深得欧人的爱好。”当时，紫砂壶销往英、法、德、意等国，称为“西洋生意”。

　　1935年“中国艺术伦敦国际展览会”上，曾展出英国人大维德收藏的时大彬壶、陈鸣远壶以及清乾隆时的陈觐侯制红砂觚式瓶、陈滋伟制梅式笔架等。

　　明清时期传入日本的宜兴紫砂壶很多。日本人奥兰田于1874年编著的《茗壶图录》里，收集了32件名贵紫砂壶图片资料，其中有明朝万历年间(1618 年)李仲芳所制的壶，明末陈和之的壶、清初陈鸣远的仿古壶(1667年)，还有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的梨皮泥壶等。奥兰田认为阳羡砂壶“名于天下”，而且“争购竞求不惜百金、二百金，必获而后已”。在日本，尤其重视煎茶的小茶壶，凡刻有惠孟臣、陈鸣远、陈曼生等名字的，都受到珍爱。

　　除了紫砂壶之外，从清乾隆年间传入日本的紫砂花盆，数量也很可观。据武内猛马和村田圭司编著的《盆栽钵和水盘》一书所述，各式紫砂花盆为数不少，主要品种有红泥长方圆角盆、朱泥绘画长方盆、红泥长方四角内凹盆、梨皮泥长方袋式盆等，有的还分别刻有“寄石山房”、“荆溪水石山人”等铭款。这些花盆有着广阔的市场，受到盆栽爱好者的喜欢。

　　日本在万延、文久时代(1860年~1863年)，有个贵族叫平野忠司，很喜爱紫砂茗壶及朱泥盆，他鼓励日本人在常滑市仿制“朱泥器”。到明治十年(1878年，清光绪四年)，日本人鲤江高须派人到宜兴，聘请紫砂艺人金士恒到日本常滑市传授紫砂陶制作技艺，并由鲤江方寿、杉江寿门、伊奈长三寿3人跟随金士恒学艺。从此，这些类似紫砂器的产品称为“常滑烧”，同时，把金士恒视为鼻祖，至今供奉他的画像。

范治平作品：《遨游》

　　在销往东南亚国家的紫砂陶中，有一种引人注目的茶具;其壶身贴有花卉，较具异国情调。它博得许多海外人士的喜爱，外销量因此而大增，为当时处在静默期的宜兴陶瓷行业带来了一线生机。

　　清代中叶，海运开放，宜兴许多窑户纷纷在通商口岸开设陶瓷商店，将宜兴陶器大量销往国外市场。光绪年间，宜兴陶瓷在东南亚市场销路方兴未艾，于是丁山白宕鲍氏、陈氏合资在新加坡开设了“鼎生福”陶器店，经销洋坛、大龙缸和大腰元等产品。这是宜兴陶瓷行业在国外开设的首家商店。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的几年中，宜兴陶瓷行业亦和国内其他民族工业一样，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繁荣时期。是时，陶瓷的外销量急剧上升，国外市场日趋扩大。据说，每家商店只要能够做成一、二笔外销生意，除了能把商店的存货全部售光，还须再到宜兴窑场收购才勉强凑足，而所获利润足以支付半年甚至全年的开销。

　　到了民国九年左右，国内部分外销商品开始采用宜兴陶瓷作为包装容器配套出口，如销往香港的皮蛋，采用宜兴龙缸包装后，既适宜贮运，且装潢美观，中国皮蛋由此而被称为“金龙蛋”。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三十年代初，日本开始对我国陶瓷等商品金口采取关税限制政策，其中对部分宜兴陶瓷的进口，关税率从5~7%猛增到50%，甚至100%;并经常在常山等地仿制紫砂陶。同时，东南亚国家也因“课税过重”，而削弱了人们对陶瓷产品的购买能力;继之，抗日战争爆发，龙窑厂房相继被毁……宜兴陶瓷外销由此一步步濒临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