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镶嵌重裹不相宜》读后－郭若愚

《江苏陶艺》2006年1期刊出山谷先生所撰《镶嵌重裹不相宜》一文，他说：“端起锡包紫砂壶，手腕不觉一沉，偌许沉重的分量，立刻淡化了的雅玩心境。”“手摩玉把的紫砂壶，一股冰凉之气漫上手泽，也顷刻消解了温馨的恬淡的情怀。”“当紫砂壶因为某种装饰审美的异化而裹上金属的外衣，实际上就回到了‘壶黜银锡’之前的状况，这自然是审美功能的倒退。”“用金属包裹，用玉石镶嵌，都会影响紫砂壶材质优越性的发挥。”我十分同意山谷先生的论说，我和山谷先生都有同感。我认为用锡包裹，用玉石镶嵌，对紫砂壶无疑是一种破坏。但事物的发展，都有它的历史根源，这个问题，我想在此陈述一下：
用锡包裹紫砂制成茶壶，这是清代中后期朱坚（石梅）创造的：朱坚（1790-？）字石梅，山阴人，工鉴赏，多巧思，创制砂胎锡壶，为世所重。著有《壶史》壹卷。嘉道以来名士题咏殆遍。《墨林今话》：“朱石梅坚，山阴人，工鉴赏，多巧思，砂胎锡壶，是其创制。”《欧钵罗室书画过目考》卷三：“朱坚字石梅，浙江山阴人。工鉴赏，画梅创制锡壶，砂裹。精镌刻，堪继诸家砂壶之美。”
朱石梅制造包锡（并称夹锡）砂壶的同时，亦制造过较多的锡壶（没有砂胎的），台北宋绪康先生收藏朱坚壶甚多。他藏的没有砂胎的锡壶有：
一、朱坚锡制盘石石瓢壶
此壶锡制，高七公分，壶侧一面画石，款“癸末春 （梅）道又制”隶书。另一侧刻铭：“石可袖，亦可漱，云生满瓢燕者寿。”印：“老某（梅）”隶书。壶内底有石某（梅）作”篆书。癸未为清道光三年（1823）朱坚年三十四岁。
二、朱坚锡制匏瓜壶
此壶锡制，高11.6公分,红木镶   ,银丝嵌“绿荫舫，石某（梅）”制六字，玉流，绿玉盖的，壶侧上半部刻“小有壶天”隶书，款“红梨生”楷书。下半部刻“陨星也岂匏瓜也哉。”款“石某（梅）”楷书。另一侧刻“香清味美色堪夸。”楷书。
我又见一个朱坚锡制椎形壶（见附图）：
此壶高10.5公分，锡制。白玉流，镶翡翠  ，绿玉壶的。壶底为飞鸿延年瓦当图形。壶内底有“品泉”两楷书，知其为茶壶而非酒壶。壶侧刻梅花垂枝，题：“得梅之清，蓄泉如醴，两腋生风，快如饮醍，芳泉先生鹤道人。”另一侧刻：“底则瓦，形则椎，铸以为壶乐延年，宜试人间第二泉，石   （梅）”隶书。按张又新《煎茶小记》称校水与之茶宜者凡七等：“扬子江南零水第一，无锡惠山寺石水第二，苏州虎丘寺石水第三，丹阳县观音寺水第四，杨州大明寺水第五，吴淞江水第六，淮水最下第七。”苏轼惠山谒钱道人烹小龙团登绝顶望太湖句：“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即是指惠山寺的第二泉，於此可见在清代中后期，朱坚制造砂胎包锡壶和锡壶同时存在。
我国明清时期，紫砂茶壶与锡壶在民间同时使用。张岱《陶庵梦忆》：“宜兴罐以龚春为上，时大彬次之，陈用卿又次之；锡注以黄元吉为上，归懋德次之。夫砂罐、砂也；锡注、锡也。器方脱手而一罐一注价五、六金则是砂与锡之价。其轻重正相等焉，岂非怪事。然一砂罐一锡注，直跻之商彝周鼎之列而毫无惭色，则是其品地也。”李斗《扬州画舫录》：“近时则归复所制锡壶为贵。”王士桢《居易录》：“锡器称赵良璧，好事家争购之。然其器实精良，非他工所及，其得名不虚也。”
我在《江苏陶艺》2004年3月及2004年4月两期上介绍过两枚曼生锡壶。山谷先生说：“有人撰文说亲见过锡制曼生壶，高10公分，红木  ，白玉壶的，壶铭隶书：“注以丹泉，饮之延年。曼生铭。”壶底外为飞鸿延年瓦当纹饰，壶底内为篆书“曼公作壶永保用”。还有关于锡制“却月”形的记录，高9.6公分，镶红木  ，白玉壶的，壶前侧刻行书铭：“新月半规，清风七碗，恐招损而戒满。曼生铭。”山谷还说：“这样的包装与紫砂壶的情调相去十万八千里。且不说红木把和白玉壶的装饰是非，单是用锡包装，是锡壶还是砂壶？没有透气性，不能充分散发茶之色香味，何来饮之延年？陈曼生自己埋葬亲手打造的朴雅大方的风格，让人匪夷所思，因此我不太相信它们是曼生壶的原件，该是后人的画蛇添足。”
在这里山谷先生把这两把锡壶认为是紫砂包锡壶。其实它是锡壶，没有砂胎。杨彭年为曼生制造砂壶，他亦能制造锡壶。《阳羡砂壶图考》引《耕研田图片记》：“彭年并善刻竹，刻锡亦佳。”他为曼生制造几把锡壶，在当时并不稀奇。
曼生生于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戊子，朱坚生于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庚戌，曼生比朱坚大二十二岁，似乎可以说他们是同时代的人。所以朱坚可以制造锡壶，杨彭年为曼生亦可以制造锡壶。这是当时民间的日用品，同时存在。这两枚曼生锡壶并不是后人的画蛇添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