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苍洱海寄哲思”

　　“大理有名三塔寺，剑川有名石宝山”。被称为南天瑰宝的剑川石钟山石窟，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但是直到新中国建立后，才有正式记录并成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谁是这项事业的拓荒者和奠基人?是宋伯胤先生。当时他还是一位从北大历史系毕业，1948年到中央博物院(今南京博物院)工作的青年学者。1950年受国家文物局委派，参加中央访问团来云南作首次民族情况调查。当年交通不便，工作条件艰苦，他长途跋涉到剑川、丽江，考察白沙宗教壁画，重点深入石宝山作文物考古。他把调查结果写成《记剑川石窟》于1957年公开发表，1958年出版《剑川石窟》单行本。可以说对剑川石窟的科学考察，宋伯胤是荜路蓝缕第一人。近年北大考古学系和云大历史系再次对石窟作全面考察，在《剑川石窟——1999年调查简报》里，仍然肯定宋伯胤早年的调查成果：“是剑川石窟研究的第一座里程碑”。

　　作为文史爱好者，我对伯胤先生心仪已久，直到2000年3月我随大理州文化考察团到南京访书时，登门拜访才认识宋先生。此后书信往来不断，相互理解，成为忘年之交。

　　宋伯胤先生1921年生，陕西耀县人，中师毕业后考入西南联大，194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是向达、王重民两位先生的高足。在校时主办过“五四史料展览”和“北京大学校史展览”。到中央博物院后在曾昭燏院长的指导下，刻苦钻研，勤奋读书，潜心治学，经过多年实践，成为海内外知名的文博、考古专家。1950年代到70年代，先后以学者身份到苏联、南斯拉夫、荷兰、墨西哥、日本，以及香港、台湾考察并作学术交流。在国内，1947至1950年先后调查剑川石窟，西藏民族文物，苏州丝织业，造钟手工业和公所;参加六朝陵墓、新沂花厅村新石器遗址等考古发掘，并找到南唐二陵遗址。80年代初，独创博物馆藏品分类法被日本学界誉为“宋氏分类法”。曾在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讲授博物馆学，任特聘教授。从事博物馆工作60年，撰写《博物馆人丛语》、《宋伯胤说陶瓷》、《宋伯胤说紫砂》、《枕林拾遗》等专著11部;学术文章276篇，涉及博物馆学、古陶瓷、紫砂陶、茶文化等专项研究。这些著作知识建构博大精深，社会学方法应用得当，其学术开创意义和精神价值，足可视为经典。

　　宋老待人友善、谦和，性格率真。他是研究员、教授、南京博物院副院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并被选为多个学会的会长或理事，但他的名片只印“宋伯胤”3个字，从不列举职务、职称。南京博物院编《宋伯胤文集》，列为“学人丛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他在《自序》中说：“我这一生只在一个地区(南京)，一个岗位(博物院)，只有一个雅号(写作)仅此而已。”他还写道：“我是南京博物院的一个学生，这里奉上的仅是一份自知勉强及格的‘成绩书’罢了”。宋老是性情中人，也有幽默的一面，在给我的信中写得很随意，有页笺末注有“人老了，字都越写越小，怪事一桩”。他是长辈，知名的大学问家，每封信都称我为“棠公”，这是“中博”学人之间习惯性的尊称，我怎能担当得起，只好理解为平等对待后学之意。他嗜茶，曾在一篇文中说：“因为爱吃茶，所以也就爱上紫砂壶。爱壶一大病也。是昆明西南联大读书生活的反映。”

　　宋伯胤先生对大理怀有特殊的感情，青年时代剑川石宝山留有他的足迹和汗水;2004年7月，他以84岁高龄，在家人陪护下再次来到苍洱之间“故地重游”。之前于2001年5月举行的“剑川石钟山石窟国际学术研讨会”，宋老因身体欠佳未能与会。他给大会发来贺信，并将他在50年代初到剑川调查时拍摄的石窟照片底片15类89张和文字图像4类5件，捐赠给剑川县政府永久保存并提供使用。大会评价：“这一批价值连城极为珍贵的材料，堪称剑川石窟研究的重要文献”。

　　宋老2004年大理之行感到非常愉快，但也有“未尽兴”的遗憾。他在来信中说:“剑川给予我的无微不至的关心、照料和方便，使我要看的都看到了，要见的都见到了”。“在大理，王主席(子荣)给我们安排了不同一般的参观…，去鸡足山和巍山，虽然都未尽兴，但也开了眼界，特别对巍山给我留下‘想念’的种子，今后如果还有机会到巍山，我一定要在那里住一夜，看个够”。想不到宋老的这个遗憾是无法弥补了。因为到2009年11月20日，这位睿智长者、“中博”精神的传人，刚刚获得“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杰出人物”最高荣誉奖的宋伯胤先生，走完了他璀璨的一生，永远安息!

　　2009年11月21日凌晨接到南京宋老子女打来的电话，悲痛之时我以第一时间赶去苍山路电信局拍发唁电：“惊悉宋伯胤先生谢世，远道闻讣，万分哀痛。宋老是海内外知名学者，对中国文博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专家;业绩和学术研究成果备受学界推崇;其学问和人格均可为后学楷模，他的风范将永存。作为忘年之交的晚辈，我和家人对宋老有着无尽的思念，尚请家属节哀”。路途遥远，山河阻隔，限于条件无法与宋老遗体告别，我只能默祷：“先生，您永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