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成窑：不仅仅是一个文人紫砂窑口

 　　玉成窑紫砂是以梅调鼎为代表的一代书法家以文人的审美情趣在紫砂器具上的一种艺术张扬，也是中国紫砂艺术品发展史上的一朵奇葩。

　　紫砂史上第一个留下作者名字的工匠，是明代正德年间的供春。明人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清人吴骞的《阳羨名陶录》以及宜兴旧县志中均有记载。自明末至清季的数百年中，紫砂烧制得以蓬勃发展，器形日趋丰富，工艺精益求精，品种推存出新，烧制紫砂一时蔚然成风，尤其在紫砂壶器的发展史上，大量文人学者的参与使得原本普通的紫砂蜕变为一种典雅艺术，并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玉成窑紫泥椰瓢壶

　　名匠时大彬与名儒陈继儒的往还，陈鸣远与张氏涉园、汪柯庭、马思赞、曹廉让以及杨中允的情谊，黄玉麟与吴大澂的交游等，不断地推动了紫泥砂器的优雅化和艺术化，并对后人的紫砂艺术影响深远，至今我们仍可见到他们合作完成的传世孤品妙器。这些遗存的紫泥砂器均崇尚形制质朴、线条简约的品性，呈现出“古朴拙雅，形神兼备”的特点，是一种特别讲究外形疏简而耐看、内涵丰富而不腻的艺术理想主义产物。

　　紫泥砂器的铭刻发端于晚明清初，其中清顺治康熙年间的国子监太学士陈鸣远继承紫砂家学，年纪轻轻即声名远扬，闻名遐迩。他不仅亲自设计创作器形还参与书写铭刻，所刻款识“书法独雅健，有晋唐风格”，四十岁不到就被载入《宜兴县志》。

　　在陈鸣远之前的明末，还有一些紫砂工匠艺人受文人的影响或启发，在自己的作品上铭刻人名堂号或铭文，但那时尚未形成理想化的艺术面貌。

　　真正有文人自身主导並赋予紫泥砂器以人文情趣，注重造型审美与文化内涵相契合，也就是由技而近乎于“道”者，是由清代嘉道年间的钱塘著名篆刻家、书画家、西泠八家之一陈曼生倡导兴起。他在阳羡做县官时与宜兴当地的紫砂制壶名手杨彭年合作，主张制壶须创新，壶坯上兼以刻刀题写诗文，整件作品虽“不必十分到家 ”，但必须见到“天趣”。

　　他们把这一艺术主张付诸于紫泥砂器的创作中，把诗情画意、书法印款与紫砂壶艺巧妙生动地结合起来，使原本只注重技艺的紫砂壶艺卓然汇聚了强大的人文气息，紫泥砂器从此由单纯的“技艺”升华成承载“文道”的艺术门类，文人紫砂也随之形成。

　　玉成窑 紫泥诗文钵形鱼缸

　　文人紫砂的深入发展及最鼎盛时期，是以晚清宁波著名书法家、浙东书风开创者梅调鼎创建的玉成窑为标志。玉成窑当初为小型馒头窑，原址于宁波慈城林家后花院之一隅，由梅调鼎、任伯年、胡公寿、虚谷、徐三庚、周存伯、黄山寿、陈山农等书画与金石名家领衔，制壶艺人何心舟、王东石等名匠参与，合力建成的专事烧制文人紫泥砂器的小窑口，此窑彼时声誉藉甚，作品时人共美之，其道法之盛，冠于一时。

　　取名“玉成”，意在把玩此窑的文人雅士与精制而成的件件作品，均可堪比玉石，品性纯洁温润、光泽内敛而不外露，犹如谦谦君子的良品美德，也具玉成美事之意。他们凭着自身的天赋、才艺、学养、不拘章法地随心所欲地设计了诸多气韵新奇的紫砂茗壶和浑朴雅致、精巧玲珑的花瓶、花盆、水盂、水注、棋罐等文房清玩，把自身的文学修养、艺术审美和生活情趣通过诗句，书画，篆刻，印记等方式题铭镌刻于各类器物上，从而使紫泥砂器达到"切题、切意、切茶”和"可用、可赏、可玩”的无上意趣。

　　玉成窑器形众多，形制纷呈，作品具足人文味道，不少器身铭刻前贤诗句，先秦文字，或梅赧翁原创诗文，或胡公寿、任伯年、徐三庚等亲笔书画，文气溢于字行，闲雅扑面而来。每件作品器韵独特，简约质朴，天趣横生，品赏者往往会达到人壶合一、人器交融的意境，这就是玉成窑作品的最大特点。

　　在明清的紫砂艺术创造事业中，晚清玉成窑的作品好像是偶然产物，我们很容易认为玉成窑的作品是彼时文人雅士的兴之所至，既无规则也无理由，似乎是巧合的，随意而产生的。

　　玉成窑 紫泥篆文小花瓶

　　的确，当时的文人学者在参与名匠创作的时候已经基本摆脱了单纯对泥料、技法、烧制，形制等因素的依赖或制约，全凭他们个人的艺术天赋和幻想，创作出一件件外形既趣味无穷，诗文、书画等内容又特别契合时代精神的作品。

　　他们把既雅致又朴素、既卓越又普通的东西呈现给了大众，把闲逸的生活意识和对生命的真切感悟传递给了大众，这是那个时代文人学者凸显的一种人文情怀。

　　业内人士认为，玉成窑不仅仅是一个文人紫砂窑口，它更是一个有书画大家、文化名人领衔，制壶名手、陶刻高手共同参与的制陶工坊。“玉成”系敬辞，意为成全。当时宁波文风鼎盛，文人墨客云集，文人雅士为紫砂器题词作画，所刻词句切器、切题，隽永秀丽，美不胜收。紫砂器造工又精妙简巧，可与美玉媲美。大家又各尽其长，其浓厚的文化底蕴，玉成了玉成窑墨宝紫砂，成为曼生后又一文人紫砂杰作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