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二是一，我佛无说

　　一件茶壶，造型像旧时农家用的斗笠，也似今日的草帽，大大的帽沿，一面一个隆起的帽顶，外加壶嘴和壶把，简单而又普通，会有什么更多更大的艺术魅力？把握这样的茶壶，有如其它茶具，除了斟茶倒水，还有什么更多的怡情悦性？
　　但给这样的茶壶装饰了耐人寻味的铭文，比如说：“笠荫暍，茶去渴，是二是一我佛无说。”意思是，斗笠能够遮阴，防止太阳的暴晒，茶能够去烦涤暑，这究竟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呢？菩萨没有说。一旦咀嚼到这样的句子，你会有什么反应？
　　那就不妨揣摩揣摩吧——斗笠和茶，一是器物一是饮品，当然是两回事，为什么题铭者把它们放在一起说？把摩茶壶让人想起了遮阳的草帽，它能够免除身上的暑热，而抚摸茶壶端起来饮茶，同样能除渴解热，不同用途不同功能的两件物质，解决的却是相同相似的生活问题，殊途同归，又好像是一回事。那就再不断啄磨吧。
　　边喝茶边端祥茶壶，再思索这充满智慧哲理和艺术生活妙趣的佛家禅宗妙语，你能不感慨系之？不管是否参透了内在的玄机，仅仅就是这样的隽语妙言，一下子提升了工艺品的品位和价值，该是无疑的。
　　这形似斗笠有着上述铭文的茶壶，就是盛名天下的“曼生壶”，一位姓陈名鸿寿，字子恭，号曼生，浙江钱塘人的清亁嘉年间的封建官吏、金石专家的杰作之一。
　　陈鸿寿“酷嗜摩崖碑版，行楷古雅，八分书尤简古超逸，脱尽恒蹊。篆刻追踪秦汉，为西泠八家之一。”1812—1815年，他在邻近宜兴的溧阳县做县令时，政务之暇与江听香、高爽泉、郭频迦、查梅史等朋友、幕僚谈天说地，饮酒品茶，在名为“桑连理馆”处，与紫砂名艺人杨彭年、邵二泉等一道参与茶壶的造型设计，并亲手运刀装饰字画，成功地创作了一批作品。这批由陈曼生一人或和他的幕客共同创作的茶壶，被后人命名为“曼生壶”。
　　曼生壶的形式自然不只这一种，各自的铭文也各不相同，但都具有同样隽永、简约生动、耐人寻味的铭文佳句。如其“方壶”的壶铭：“内清明，外直方，吾与尔偕臧。”“却月壶”的壶铭：“月满则亏，置之左右，以为我规。”“合斗壶”的壶铭：“北斗高，南斗下，银河泻，栏干挂。”“天鸡壶”的壶铭：“天鸡鸣，宝露盈。”如此等等。
　　生活的智慧和幽默的表达，处世的箴言，跳跃的语言节奏，反映的人生经验，连同自娱、自省、倾心、怡然自得的潇洒情怀，一齐涌现在手可盈握的实体上，一旦捧读，让人如何释手？这是智慧的灵光，是语言的魅力。
　　因为需要语言的表达，需要有这样的表现空间，需要造就了可能，小小的紫砂壶变得简洁和明快，古汉语的文字装饰也变得独特和富有魅力。全新的艺术效果凸现了紫砂壶的新境界，于是后人竟相效仿，托其名编排出曼生十八、三十八式，甚至有曼生督造的几千把壶的编号等等，让人匪夷所思。
　　陈曼生是西泠印社成员之一，字写得极好，印也刻得极好，他把金石篆刻家的专长技艺运用到了紫砂茶壶上，于无意之中，开辟了一条士大夫参与紫砂创作的新途径，从而丰富了紫砂壶的文学内涵，扩大了它的文学张力。
　　紫砂壶作为一种形态，它必须具有规范完整的艺术美的表达秩序，而不能随心所欲，它不象瓷器绘画装饰可以包容更多的民间艺人绘画的潇洒和随意性，没有器型的规整就没有工艺的力量，而装饰手段的草率、随意，也会极大地伤害它的美感，反之，装饰手段的独特亦必然会提升它的美感和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认识紫砂产品，它一开始就是与茶文化联系在一起的，也必然与文化人有更多的天然的亲和力，具有一定的文化制约。可以说没有文化人的参与，缺少文化内涵，紫陶艺都是不充分、不完整的。
　　在漫长的专制社会里，几乎没有一件工艺品能唤起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巨大的参与热情，泥塑人物、玩具、螺钿镶嵌、家具制作、玉石打磨、陶瓷烧制、竹刻木雕、刺绣织锦……我们无处寻觅享用者劳动参与的踪迹。陈曼生率先垂范，参与设计、制作、装饰、篆刻，既促进了紫砂陶繁盛，使之富含精品文化内容，也无情地打掉了官史和文人雅士端起的臭架子，动摇了他们头脑中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信念准则，破坏了专制社会世俗的高低贵贱的等级秩序，也提高了紫砂陶的身价及紫砂工匠的社会地位。
　　“曼生壶”因为品位而彰显，因为品位而流芳。陈鸿寿大概没有想到，他为官作宦的政绩，以及在书画金石上的成就，远没有在紫砂壶上的名声显亮，“壶以字贵，字以壶传”，他为紫砂壶带来了更大的社会影响，个人的声名也随着小小的紫砂壶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流芳。这内在的因由变化，社会角色影响的错位，套用陈曼生自己的话，“是二是一”？我佛无说，我们各自揣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