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时大彬对紫砂壶艺贡献

　　时大彬，号少山，又称大彬、时彬。壶艺名家时朋之子，明代万历年间人。其生卒年代不详。“考诸记载，少山万历间人。张叔未云：顺治十八年，时年已老。然则少山克享天年，清初始殁，可无疑义”（《旭羡砂壶图考》）。据徐秀棠大师在《中国紫砂》中考证，时大彬可能生于嘉靖末年的1560年。《宜兴人物志》（上），称其为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人，具体生卒年代为1573—1648年，而台湾的徐鳌润先生则推测其生于1573年卒于1662年，享年89岁（徐鳌润：《明季艺坛三杰之一—许龙文考》）他是继供春后，紫砂壶艺史上知名度最大、影响力最深的一位壶艺大家，被誉为“千载一时”、“明代良陶让一时”（吴骞《阳羡名陶录》）事实上，时大彬确实为紫砂壶艺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一、在工艺上：时大彬基本完成了手工成型的制壶工艺。所谓“壶艺传至大彬，始蔚然大观，为完成之初期”（张虹、李景康《阳羡砂壶图考》）周容在《宜兴甆壶记》这样记载：壶艺“至时大彬，以寺僧始，止削竹如刃，刳山土为之。供春更斫木为模。时悟其法，则又弃模。而所谓削竹如刃者器类增至今日，不啻数十事。”这就是说，不知名的金沙寺僧原来是徒手捏壶而供春“斫木为模”，用木模挡坯制壶；而时大彬又抛弃了木模，用手工制壶，而且大大发展了制壶的专用工具。时人评论“良工虽巧，不能徒手而就，必先器具修后制度精。甆壶以大彬传，几使旊人    指”时大彬不仅手艺巧，而且器具修，所以其制壶“制度精”，使天下制壶陶人为之折服。（旊人：陶工； 指：折指，喻佩服其工巧）我们可以这样说：是时大彬总结了前人制壶经验，奠定了今天紫砂“拍身筒”、“镶身筒”手工制壶的一套独特的制壶工艺的基础。紫砂泰斗顾景舟生前也常说：“自时大彬开始，制作紫砂陶的一整套传统技法，已大体上建立，并传承给以后的各代艺人，这应是时大彬最大的功绩。”
　　二、是泥料上，在紫砂泥料上，大彬也是一位敢于创新的能手。“或淘土、或杂以砜砂土，诸款具足，诸土色亦俱足。”（周高起《阳羡茗壶系》）如果说，“淘土”，即从陶土中“抟其细土，加以澄练”是金沙寺僧和供春首创的活，则在其中“杂以砜砂”，即相当于现在的调砂、铺砂则应是大彬的首创。调砂的目的是什么？一是掺砂后增加“细土”的强度；二是增强砂壶的艺术效果，周高起曾形容“壶之土色……上有银沙点点，迨砜砂和制，壳绉周身，珠粒隐隐”。至于是怎样“杂以砜砂”的，李斗《扬州画舫录》说得很具体：“其制法，陶土之内杂以砜砂。尝毁旧甓以杵舂之，使还为土，范为壶，燑以熠火，审候出之”《阳羡砂壶图考》的作者在引用周容《宜兴甆壶记》云：“时大彬故入以沙，炼土克谐”时加按语也说“砜砂即陶缸已成之器捣碎舂之参入土中，故曰参砂”我曾请教一些业内人士，谓现今之掺砂、调砂是掺入本土绿泥，不是将陶缸捣碎掺入，因而认为所谓“杂以砜砂”是文人以派传讹。但更多的业内人士则认为，时大彬开创的“杂以砜砂”是可信的，那是针对当时制壶所用的“细土”而为之，而且就是这一创举为今日的铺砂、调砂奠定了基础。
　　时大彬不仅善于调砂，且能调配泥色，所以“诸土色具足”，因此，时大彬在砂壶泥料上的创新对壶艺的发展也是一大贡献。
　　三、在造型上：时大彬制壶有多种造型，所谓“诸款具足”。兹从出土时壶、文献记载以及存世传器中略加分析，则时大彬制壶造型有圆器、方器、仿生象形器及筋囊器等多种，真不愧是制壶造型的多面手。
　　出土文物：明户部尚书卢瑞锋墓出土了时大彬制圆壶、无锡涵莪墓出土时大彬制“如意盖三足圆壶”、江都曹氏墓出土的时大彬六角紫砂壶；
存世传器：现存世“大彬款”的紫砂壶共有13把，分别藏于各地博物馆或私人，现按造型归类为分别如下：
　　圆器：
　　特大高执壶。壶身铭：“江上清风，山中明月丁丑年大彬”。
　　仿供春龙旦壶。共有二款。一藏香港茶具文物馆，底款“大彬仿供春式”。一见海洋公司版《砂壶集》第335页，底款：“万历丁酉春时大彬制”
　　虚扁。上海博物馆藏，底款“源远堂藏大彬制”。
　　提梁壶。壶唇外有楷书“大彬”二字，又刻有方印“天香阁”三字。南京博物院藏。

　　方器：
　　开光方壶。共二款。一见40期《壶中天地》，底款“万历丁酉时大彬制”；另一款香港茶具博物馆藏，底款“时大彬制于三友居”。
　　高僧帽壶。唐云藏，底款“丛桂山馆大彬”。
　　莲瓣僧帽壶。底款“万历丁酉年，时大彬制”。

　　仿生器：
　　凤首包袱壶。唐云藏。底款“万历丙申时大彬制”。
　　半瓜水盂。唐云藏。壶身铭“辛亥夏制于正已堂为可先老先生少山时大彬”。

　　筋囊器：
　　玉兰花六瓣壶。香港茶具文物馆藏。底款“万历丁酉时大彬制”。
（以上见徐秀棠《中国紫砂》）

　　史籍记载：
　　“张叔未得时少山方壶，赋诗，有句云‘削竹镌留甘字铭，居然楷法本黄庭。’”
　　“苇村尝以时大彬梅花砂壶赠汪近人，汪赋诗谢之，有浑然制作梅花式句”《阳羡名陶录》。
　　吴槎客诗题云：“芑堂明经以尊甫翁旧藏时少山茗壶见示，制作醇雅，形类僧帽，为赋诗而迎之。”
　　张燕昌云云先府君性嗜茶，尝得时大彬小壶，如菱花八角的……随手合盖，举之能翕起全壶……。
　　“宜兴时大彬壶，予有三执。…其小者，得自陈健夫，扁如柿饼，不得容杯水…（“曲阜孔东塘尚任享金簿”）。
　　《艺术从编》载大彬方壶…又载大彬六角壶…。”
　　郑秋枚《砂壶金形拓本》刻大彬菱花式壶，工巧有致…”
　　披云楼藏老朱泥大彬中壶一持，参砂坚润，形式如柿…。”
　　吴槎客云：长洲陆贯夫，博古士也，赏为予言，大彬壶有分四底、盖为一壶者，合之注茶，渗屑无漏，名六合一家壶，离之乃为六，其艺之神妙如是。
（以上均见《阳羡砂壶图考》）
　　时大彬壶的这些造型，当然并不都是他凭空创造的；有的是继承模仿前人已有的款式；如仿代春龙旦壶；又如菱花式壶，前人董翰的“菱花式，忆殚工巧，”同样赵梁制壶已“多提梁式”。但他能在前人基础上有新改进；而有的则完全由其创新设计。最为人称道的是，他能适应文人饮茶的需要及时地由大壶改作小壶：“初仿供春，喜作大壶，后游娄东，闻陈眉公和琅琊太原诸公品茶试茶之论，乃作小壶。”作为一位民间艺人，能与时俱进适应饮茶之需，在壶艺造型上不断变革创新这在封建时代的工艺史上是不多见的。无怪人们要称赞其为“千奇万状信手出，巧夺坡诗百态新”（吴骞诗）。
　　四、在风格上：时大彬制壶形成了独特的朴雅坚致的艺术风格。大彬对待壶艺作风严谨，“雅自矜重，遇有不惬间者碎之”（李斗《杨州画舫录》），而且他的人品亦好：“时为人敦雅古穆，壶如之，波澜安闲，令2人起敬。”（周容《宜兴甆壶记》）因而形成他的壶艺的独特的风格。即“凡所制壶不务妍媚，而朴雅坚致，妙不可思” （周高起：《阳羡茗壶系》）用今天的话来说，他的壶“粗而不媚，朴而大雅”正如吴梅鼎品评的二字：“典重”，也如清代阳羡词人陈维崧在诗中评价的那样：“彬也沈郁并老健，沙粗质古肌理匀。”时壶的这种质朴古雅的风格不仅赢得文人雅士的青睐赞赏，在紫砂业内亦备受推崇。时大彬的高足弟子，与时大彬，李（大）仲芳并称“壶界三大”的徐（大）友泉，也是一位“综古今、极变化、技进乎道”的壶艺高手，但他自己“晚年恒自叹曰：‘吾之精，终不及时之粗’。”可见时壶的“沙粗质古”、“朴雅坚致”是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是时大彬技艺功力、艺德人品的集中体现，是砂壶的一种最本质的艺术表现形式，因此，历来被壶艺界推为“大家”“正宗”，且“前后诸名家并不能及，遂于陶人标大雅之遗，擅空群之目矣！”
　　五、在识款上：时大彬在制壶的识款、题铭上表现了较高的文化修养。大彬虽出身于壶艺世家（父时明也是有名制壶艺人）；但骨子里可能还是书香门第，家学渊源。有记载称其为“宋尚书时彦裔孙”，此事久远且无从稽考，但时大彬肯定十分抑慕时家这位先祖。时大彬平时与文人交流广阔，如他之由大壶改作小，便是受文人品茶习惯的影响以后所作的变革。也是受文人的影响，他刻苦学习，精通书法。他在壶上题刻款识，“初倩能书者落墨，用竹刀画之…”但后来他苦练书法，“竟运刀成字，书法闲雅，在《黄庭》、《乐毅》帖间”（意谓书法象王羲之）时大彬的刻款，博得文人的赞美。如周高起曰：“大彬款用竹刀，书法逼真换鹅经”张叔未得时大彬方壶，见其题铭赞曰：“削竹镌留廿字铭，居然楷法本黄庭。”
　　时大彬还开壶上题铭之先河，不过其内容大多是现成诗句，且偶见于壶身，多镌于壶底。略举几例：
　　客耕武原，见茗壶一柄于仉氏六十四砚斋底有铭曰‘一杯清茗，可沁诗脾。大彬’凡十字（陈鳣《松砚斋随笔》）
　　张叔未得时少山方壶，底锓“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素涛起”二句，欧公诗也（《阳羨图说》）
　　碧山壶馆藏猪肝色大壶，泥质湿润，工巧敦朴兼而有之，底镌行书“叶硬经霜绿，花肥映日红，大彬制”（《阳羨砂壶图考》）
　　
　　综上所述，紫砂壶艺到时大彬已基本成熟，加上他广收门徒，继承技艺，“弟子甚众，知名于世，”遂使砂壶艺术发扬光大，“蔚为大观”。时大彬在紫砂壶艺的制作工艺、泥料配制、造型设计、识款题铭上都有变革创新，并形成了他独特的质古朴雅的艺术风格，因此，人们把“砂壶”直接呼为“时壶”，且把他的嫡传、再传弟子的一脉奉为“壶艺正宗”。总之，时大彬是壶艺史上位具有里程碑式的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