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紫砂壶艺的发展（下）

 　　瓷库中国讯 民国初年，宜兴县城亦开设有“陈鼎和陶器厂”，经营者陈元明。出品的紫砂器皿，上有“陈鼎和陶器厂”篆书印记，供出口外销的产品则印有英文“C·T·H·CO”。传世作品包括紫砂壶、紫砂茶具、紫砂茶杯、鼓暖杯、笔筒、笔洗、花瓶等，铭文有陈元明亲自签款“阳羡陈鼎和作于蜀山一叶轩”，多为行书。

　　1925年前后，因受江浙齐卢之战的影响，陶工疏散，紫砂产量急剧下降。待战火稍息，赵松亭筹集资金重建受损的龙窑，定名为“复兴窑”，专门烧制朱泥水平壶。所用底款印章为各款单行“贡局”章，或在盖沿刻上楷书横写“贡局”等。稍后赵松亭也制作仿古贡壶系列。印款有花章、图记、龙印等;亦有仿刻清代纪年款及孟臣、水平、君德等。值得注意的是，其壶均以金片包饰于壶口沿、盖沿、壶脚等处风格明显可辨。

　　1931年“江苏省公立宜兴职业学校”成立，内设“陶工科”，次年改名为“窑业科”。1933年，窑业科脱离单独建校，称为“江苏省宜兴初级陶瓷职业学校” (简称“省宜陶”)，招收高小文化以上的学生。首任校长为日本东京帝国工业大学毕业的王世杰，名师吴云根、朱可心等人曾受聘担任教师兼实验工厂技师。值得一提的是，在以前的农业经济社会，手工业的师授徒承均是一师一徒或一师多徒制，此时省宜陶采用了多师多徒的群体授课方式，对陶艺人才的培育裨益甚多。

　　除了前述这些商号外，事实上仍有吴元顺、华万隆、陈龙福、鲍信盛、华信孚、吉三大、源隆顺、邹裕大等许多规模不一的陶器窑货店。其中亦有今日宜兴著名工艺师的祖辈经营者，如清光绪三十年(1904)当代紫砂大师徐汉棠、徐秀棠之父辈徐福康和徐锦生(名宣常)在宜兴蜀山南街开设“福康”陶器店，以葫芦“福康”为标记，后更名为“新福康”。当代陶刻名家毛国强的父亲毛顺生，于1937年～1953年，在蜀镇蜀山南街开设“毛顺兴”陶器店，主要经营紫砂。

史福棠紫泥作品《童趣》

　　总之，从大环境来看，民国期间在经济发展氛围的带动下，陶业手工工场不断发展巩固，窑场经营产量多、销路广，呈现一派勃勃生机。陶业的分工日臻完善，商行组织陆续创设，而产品种类更不断向建筑、卫生等领域发展，产品在国内供不应求，出口外销也急剧增长。为适应市场需要，当地窑户纷纷与外埠实业家合股兴办陶瓷工厂，并开始采用简单的机械生产，且在城市增设商店，开辟新的市场。宜兴的龙窑数量也从1919年的40余座，陆续增加到1936年的76座。其间，虽在1927年前后，因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遽，洋瓷大量进口，充斥市场，严重影响国内陶业生产。但凇沪抗战爆发以后，反而促使抵制日货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带动了国内市场需求，宜兴陶业生产也有所回升，年产值达200余万元，尤其是紫砂陶器可谓盛极一时。1932年，紫砂从业人数已达600多人，全年共烧140窑，年产量220万件，并外销日本、东南亚等国，为近百年来紫砂陶器生产特盛的一年。而1936年，更是整个宜兴窑场景况最好的一年，全年共烧4740窑，年产值达440余万元。可惜的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陶都遭受蹂躏甚深，宜兴陶业一蹶不振，生产濒临绝境，下降到20年来最低水平。战乱对陶都宜兴的摧残极巨，而且是毁灭性的破坏。宜兴沦陷后，“大窑户逃往外地，中小窑户无意经营”。厂房和民房被毁者达600多间，陶窑全毁者12座，不少窑座被日本侵略军改筑成炮台和碉堡。丁蜀窑场受到严重破坏，社会混乱，民不聊生，陶瓷生产一蹶不振。日军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从事陶业的工人为了逃避战祸，不得不避难他乡，宜兴陶业几乎到了人亡艺绝的境地。1944年日军严密封锁沦陷区，交通寸断，整个蜀山窑场全年所产茶壶不满干把。与全盛时期的1932年年产细货茗壶八万余件相较，可知战乱对窑业影响之巨。到1948年，全窑场仅剩龙窑46座。紫砂、钧陶和堆花的从业人员仅剩69人，分别烧造少量低档日用器皿。此种低迷的景况，直到50年代“紫砂生产工场”成立，流散在外的紫砂艺人纷纷归队才见复兴。

　　就此时期的整体风格来看，或许是受陶器外销的启发，或许是受十里洋场的异国文化冲击，民初时期的紫砂器弥漫着一股复古之风。但对紫砂壶的形制创新能力相对较为消极，绝大部分的茶壶都只是一般的日用陶壶水平，如寿星壶、洋桶壶、盘底壶、龙蛋壶及茶坊酒肆所用的贡壶等。制作工艺稍精的亦仅为竹段、梅桩、柿子、木瓜等壶式，甚至较知名的紫砂陶人亦仅在仿古、掇球、传炉等传统壶式中变化，殊为可惜。但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紫砂器的陶刻装饰反而十分精彩，书画装饰别具一格。这与前述的复古风尚有关，此期砂器盛行在器身摹刻摩崖碑版和钟鼎隶篆，此外仿秦汉瓦当、汉泉及西周彝器铭文的拓本亦是常见的题材。宜兴陶工所用摹本，有《金石索》、 《金石录》、《积古斋钟鼎彝器款式》、《芥子园画谱》、 《点石斋画谱》、 《风雨楼画集》等。19世纪末的海上派名家任伯年的花鸟画，亦被广为引用。值得一提的是，这时期的陶刻装饰并非陶工自制自刻，而是由韩泰、卢兰芳、邵云如、陈少亭、任淦庭等专业陶刻者操刀，且分工分级，技艺高的刻上等品，中档的刻中档品，差的也可以刻“刀货” (日用粗货)。换言之，民初的复古装饰陶风不但拓宽了紫砂的装饰面相，也培养出一群专业分工的陶刻队伍，至今宜兴陶都仍保留分工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