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紫砂壶艺的发展（上）

 　　宜兴傍近上海，在陶瓷产业上历来深受其牵动，这股影响力随着近代上海的日益茁壮，在整个民国时期尤其达到高峰。上海早在16世纪(明代中叶)便成为全国棉纺织手工业的中心。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上海设立海关，此时上海已是拥有20万人口的城市了。鸦片战争以后，上海正式开埠(1843)，成为重要的对外开放通商口岸。外国列强势力入侵上海，使得上海逐渐变成一个工商业蓬勃发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城市。由于那时中国内地经济萧条，资金日益集中在上海，使得上海的商贸日盛，在20世纪初便有“东方巴黎”、“东方不夜城”之称，极现其繁华。从港口贸易数据显示：1927年～1935年问，上海的入口值与出口值均位居首位，领先天津、大连、广州等港口。上海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之一。

　　诚如美籍学者谢瑞华认为，此期“主宰宜兴流风的并非雅士文人，而是上海一群工业家”，正因此一“商业为前锋，陶人为后盾”，相生相倚的时代特色，所以若想了解整个民国时期前后的紫砂风貌，必然要对此时期的重要宜陶商号有所认识。因为整个20世纪前半叶的紫砂产业，可说是由中小型陶业公司、怍坊(旧称牙行或窑货行)为主导，而左右宜兴陶器商贸的力场来源，自然是彼时的上海。此期，由于国内外市场空前活跃，需求有增无减，上海一时涌现出不少专营紫砂的商户，他们在宜兴、上海、无锡、天津和杭州设立专门经营陶器的商店。这些陶商直接派人到宜兴订烧紫砂壶，以供出口销售，市场可达日本、东南亚甚至欧美二洲。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但是的宜兴陶人自然分别为各自的陶业公司效力。随着产业的发展也造了一批名手余国良、冯桂林、汪宝根、吴云根、李宝珍、程寿珍、蒋彦亭、裴石民、王寅春、朱可心、顾景舟等，他们所创作出的紫砂陶器在国际赛会上，屡获嘉奖，为晚清以来暮气沉沉的宜陶带来了新元气。清宣统二年(1910)，宜兴阳羡紫砂陶业公司和宜兴物产会生产的“海竹顶紫砂壶”、“宝鼎壶”、“传炉壶”和“大柿壶”，获南京“南洋劝业会”金牌奖。1915年，“葛得和陶器店”和“利用陶器公司”技师程寿珍制作的掇球壶、仿古壶，在美国旧金山“太平洋万国巴拿马博览会”，获一等奖和二等奖。1926年，利永公司紫砂大花瓶和多式茶具杯碟，在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获特等奖。1930年，宜兴紫砂在比利时的“列日国际博览会”获银牌奖。1932年，紫砂名家朱可心、程寿珍、俞国良、吴云根和范福奎创作的“云龙紫砂鼎”、“掇球紫砂壶”、“仿古壶”和“传炉壶”等，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百年一度的“世界工艺博览会”展出，均获优秀奖。1935年，紫砂名师范大生创作的紫砂雕塑“鹰”，在英国“伦敦国际艺术展览会”荣获优秀奖状和金质奖章，为中国陶瓷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王杏军底槽清作品《田园情趣》

　　20世纪初叶的宜兴陶业，随着社会的急剧变化与经济复苏而渐人佳境。素有盛名的紫砂壶生产在商品经济的作用下，相当兴旺，尤以宜兴的蜀山、潜洛和上袁等乡镇专制紫砂茗壶、饮食器皿、花瓶、花盆等，可谓是“家家制坯，户户捶泥”成为细货茗壶的主要产制基地。1912年鼎山白宕大窑户葛翼云(逸云)，与日商和田一雄合作，在大阪开设陶瓷店。当时一般称作日本的生意为“东洋生意”;做英、法、德、意及美国、智利、墨西哥的，称为“西洋生意”。而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生意的，称为“南洋生意”;其中做泰国的特别称为“暹罗生意” (泰国古称暹罗)，因为泰国华侨习惯将紫砂壶镶金嵌银，或抛光加工，别具特色。

　　1916年，吴汉文在宜兴县城开设“吴德盛陶器行”。为其制坯的有：王熙成、储银兰、冯桂林、邵六大等，其出品均饰刻诗词、花鸟、山水，署刻有漱石、岩如、石溪、友石、缶硕、淦庭、北岩等，皆是这一时期的紫砂陶刻艺人。吴氏亦能亲自操刀在紫砂陶上镌铭刻画，署款“跛陶”、“歧陶”、“企陶”、“潜陶”。产品早期用印为“吴德盛”阳文篆书小方章，底盖并用。稍后用印为阳文篆书大方章“吴德盛制”。中期用印为阳文篆书大圆章“吴德盛制”、“宜兴吴德盛制”。至20世纪20年代后期，店主吴汉文注册了著名商标“金鼎商标”。“金鼎商标”印款中央以鼎为图案，四角为阳文楷书“金鼎商标”，为“吴德盛”店号订壶专用印款。后期亦见阳文楷书方章“松鹤轩”钤于精制之壶。

　　1917年，在江苏省议员潘宝坤(蜀山人)提议下，江苏省政府在蜀山开办陶业工厂，拨108000元，成立“江苏省陶业工厂”。这是第一个国营陶业工厂，设在蜀山北麓，后称“北厂”，由潘宝西任厂长，徐锦森、汪裕文、邵惠文等分任庶务、窑务、场务等职，著名陶人程寿珍、俞国良、范福奎等人任技师，以制作细货茶壶为主，并对紫砂泥质、泥色以及造型等进行较专门的研究改进，先后建造龙窑、小圆窑，重点烧造各式茗壶。更具意义的是，该校还招收了年轻艺徒二十余名，其中不乏对以后的紫砂工艺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者，例如冯桂林、陈汉西、束金寿、储腊根(署款储铭)等。可惜两三年后，便因潘宝西不善管理而走向下坡，至1919年因亏损过大倒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