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紫砂”――雕龙碑遗址红陶曲腹杯

　　1983年，在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我市文物工作者对1957年发现的枣阳鹿头雕龙碑遗址进行了重点调查。当时遗址所在的台地上暴露有红烧土、灰坑等遗迹，地表及断面散存大量的石、陶、骨质遗物残片。文物工作者当时采集的遗物较多，但其中仅少量遗物可以复原，被复原的文物中就有1件红陶曲腹杯。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雕龙碑遗址第三期文化遗存的第十五号房址中也发现了2件相同的较完整的曲腹杯。

　　我们可以看到，曲腹杯造型独特，呈蘑菇状，形制由两部分组成，上部较大为盘形，下部略小为筒形，接合部呈曲折状，整体简洁明快，方便实用。经检验，我们知道曲腹杯采用精选过滤过的细泥质红陶制作而成，胎体极薄且均匀，表面因被打磨过而光滑润亮，杯体犹如蛋壳，用手握之有上浮飘逸之感。细泥红陶的色泽红紫，质地细腻，朴素雅致却又质地坚硬，如一件原始的“紫砂杯”。曲腹杯既是一件实用的盛食器，也是一件美化居室环境的工艺品。

　　如此精美细巧的曲腹杯，蕴含着怎样的文化特征，与雕龙碑古人类的生活和雕龙碑的文化内涵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这里不得不提雕龙碑遗址第十五号房址，该房址为大型多间式房屋建筑，面积约101平方米，保存较好，距今已有5000多年历史。该房址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房屋建筑中保存最好的类似混凝土结构的建筑，其施工的科学性、各种材料的搭配运用和布局结构的完美性是其他史前时期文化不能比较的。房址使用石灰和近似水泥性质的建筑材料建成，其分布合理的多间房屋结构和保存完好的推拉式门，既合理分割了空间，提高了房屋空间的利用率，也大大节省了材料和劳力，堪称我国建筑史上的一个创举，填补了史前建筑的空白。房址内出土的2件曲腹杯分别放置在房内的灶址上和储藏室门外，房址内还发现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99件。结合房址的规模、结构、技术等情况分析，它很可能是部落中一处重要建筑，而曲腹杯也许就是在此举行重大欢庆仪式或首领们聚会时所使用的专用器皿。

　　枣阳市鹿头镇自然环境优美，气候宜人，是适合原始人类生存繁衍的理想之地。雕龙碑遗址地距传说中的炎帝故里烈山不过几十公里。炎帝是我国古代历史传说中的部落首领，又称赤帝、神农氏等，历来被尊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传说中，炎帝部落就生活在雕龙碑遗址、烈山这一区域。雕龙碑人的智慧，雕龙碑发达的文化充分印证了这一古史传说的可靠性。“神农耕而作陶”，传说制陶术是炎帝神农氏发明的。雕龙碑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具，烧制的火候高、硬度大，说明当时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保障，定居聚落后生活长期稳定，才有可能出现不断改进生产工艺的现象。当时人们先进的农耕文化和制陶技术，在小小的曲腹杯上得到了体现。

　　曲腹杯是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的典型器物，也是屈家岭文化的主要生活用具。大溪文化是中国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其分布东起鄂中南，西至川东，南抵洞庭湖北岸，北达汉水中游沿岸，主要集中在长江中游西段的两岸地区。屈家岭文化由大溪文化发展而来，主要分布在江汉平原，其鼎盛时期向北发展到豫西南地区的南阳盆地，占据了原仰韶文化的一部分，随枣走廊是其北进的主要通道之一，因此雕龙碑文化必然与之交流。曲腹杯的出现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雕龙碑文化第三期明显受到了屈家岭文化的影响，虽然它也包含仰韶文化因素，还具有自身的独特文化特征。雕龙碑文化正是由于“汉襄咽喉”、“鄂豫要冲”的独特地理位置，才有利地融合吸收了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南方江汉流域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因素，在巩固文化个性的基础上，形成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化。

　　1983年，我市文物工作者经复查确认雕龙碑遗址保存完好、遗物丰富。其中，红陶曲腹杯的发现，引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关注。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1990年至1992年对雕龙碑遗址进行了5次发掘，雕龙碑遗址的神秘面纱也因此被逐渐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