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茶具

东汉陶茶碗

　　这件茶碗，是泥质灰釉陶器，东汉时烧造。

　　其造型是弧壁，敞口浅足，平底。制作上采用拉坯成型，装饰上无任何刻划，利用拉坯时留在胎坯上的自然弧纹，形成以较高的艺术美感。陶器制品，目前发展最早的是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出土的制品，距今已有八千多年历史。陶器的产生，在许多文献上曾有一些传说性记载，《吕氏春秋》中说：

　　“黄帝有陶正，昆吾作陶”。《逸周书》说：“神农作瓦器。”《史记》中说：“黄帝命封为陶正。”《物原》中说： “神农作壅，轩辕作碗碟。”到东汉时，瓷器已产生，烧陶工艺吸取了原始瓷器施釉的经验，创造出低温灰釉陶器。

　　东汉，饮茶和茶业虽然已获得某些发展，但陶碗还是作为食器和饮器混用的，没有分离出来单独作茶具用。

　　汉代全国大一统的局面，使全国各地的日用陶器和墓内随葬器皿的品种与形制，大部分相类同。东汉时，江南已烧造出成熟瓷饮具等器具，这件东汉的陶茶碗吸收了瓷器制造的工艺技术，既是一件实用的日常用具，又色调绚丽美观，是东汉时的代表性饮具。

三国魏玉杯

　　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说：

　　玉是“石之美有五德者”，认为玉有五个特性。《辞海》说： 玉是“温润而有光泽的美石。”在民间，常用它比喻洁白美好，纯洁无瑕。在古代，玉器主要作为礼仪、殉葬、装饰之用。玉作生活用具，大约始于东汉。河南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收藏的三国魏玉杯，就是用玉雕琢而成的一件生活用具。主要用来盛装饮料，是一种高贵的饮茶器具。

　　这件玉杯，通高13.0厘米，口径5.0厘米。为筒体直腹，有圆饼形高足，通体光素，虽无花纹装饰，但切割规整，曲线流畅；又经抛光，富有光泽感，表明雕琢此玉杯的工匠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加上玉杯是由温润洁白的和田玉雕琢而成，故而成为一件难得的玉器珍品。

　　用玉石加工成杯，一般不采用雕刻工艺。因为玉的质地坚韧，而通常使用硬度高于玉的金刚砂加水研磨琢制而成。为此，制玉不称雕玉，而称琢玉。在1700多年前的三国魏(公元220-265年)能琢出如此精致的玉杯，实属不易。

　　这件玉杯，当时作为饮食器具，并非是供茶专用的。我国的专用茶具，虽然在汉时已经可以找到踪影，但直到隋唐以前，饮茶器具还并未从饮具中分离出来。这种情况，即使在今天，也时有所见，如作为饮食器具的碗，它既可盛饭作食具，也可盛酒作酒具；同样，还可作饮茶的茶具，这更何况是在古代呢！

　　所以，三国魏玉杯既是茶具，又是食具或饮具，就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了。

北齐白釉莲瓣纹罐

　　用瓦罐作盛茶器具，在两晋南北朝时已有所见。根据陆羽《茶经》记载，西晋(公元265-316年)时，傅咸在"司隶教"中说河南洛阳"有蜀妪作茶粥卖，为廉事打破其器具。"《茶经》还引《广陵耆老传》称：“晋元帝时，有老姥每旦独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每旦至夕，其器不减"。这里说的是东晋元帝(公元317-322年)期间，广陵(今江苏江都东北一带)老妪携器卖茶的故事。就是说在两晋期间，至少东起江苏江都，西至河南洛阳，茶已在市场上出售了。而当时民间可作茶的盛器，又能为老妇"独提"者，史料记载和出土文物表明，当属瓦罐之类，北齐白釉莲花瓣纹罐就是这种用来盛茶提卖的理想器具。虽然，在当时茶具还尚未从食具中分离出来，它可以逢酒盛酒，遇水汲水，但同样可以用来装茶。用罐盛茶的做法，在民间尤其是在田间劳动时，被广泛使用，并一直延续至今。

　　这件白釉莲瓣纹罐，通高为19.0厘米，口径为7.5厘米，为一色白釉。 腹呈圆鼓形，有圈足，口颈适中，肩有四系，提携时既稳妥，又方便。值得说明的是，北朝时，瓷器还是一种新兴的产品，主要供社会上层人士使用，属高档消费品。尤其是白釉，更是问世不久。其造型、纹饰，虽是仿照汉代的铜器或陶器形制，但作为瓷器，特别是白瓷仍是弥足珍贵。另外，罐上腹部的莲花瓣纹，一般认为是从东晋开始才有的，而见于茶具上，这还是最早的历史实物见证。在存世的茶具作品中，它与同类的白釉莲瓣纹罐相比，也堪称是我国最早的盛茶器具。

隋白瓷碗、盘

　　公元581年，

　　隋文帝杨坚统一全国，结束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几百年的割据局面。隋末大运河的开通，对促进中国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而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这件隋末白瓷碗、盘的出土，对研究古代茶具的发展，特别是白瓷茶具对唐及五代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其意义十分深远。

　　这件白瓷碗、盘，有五只碗和一个盘组成套件。碗呈杯形，大小一致，为圆口，深腹，近直壁，有圈足。盘系碟形，盘径28.5厘米，其下有三足，足呈圆环状。盘的大小正适合容纳五只小茶碗，两者十分相配。加之同为一色白瓷，釉色光润，有一种雅致洁净之感。

　　史学家认为，我国在隋代以前，制瓷业主要集中在江南一带，入隋后，北方制瓷业有了发展，目前已发现的隋代遗窑，有很多分布在陕西、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它们制造的器件以生活用具为主，当时生产的茶具有碗、壶、杯、罐等。

　　隋代北方瓷业的发展，为唐代瓷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近几十年来，在河南安阳，以及陕西西安等地的墓葬中，陆续出土了一些可作茶具用的白瓷器具，如同白瓷碗、盘一样，这些器具都有胎质较白，釉面光润的特点，表明其时的烧制瓷器技术已超越前代。这件白瓷碗、盘的出土，为隋代茶具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

六朝青瓷耳杯

　　这件越窑青瓷耳杯、托，由杯和托组成，是六朝时期代表性的茶具之一。杯整体呈耳形，两端微翘，最长口径为15.7厘米。直口斜腹，腹浅，两侧有近长条扶手，以便于端持。底平，无足。托呈浅盘状，较大，亦无足。杯和托均为一色胎釉，胎色呈现出深浅不同的灰色，质地坚硬细致；釉色为青灰色，釉汁纯净，且有釉上褐色点彩装饰工艺，整体显得古朴敦厚。陶瓷学家一般认为：六朝耳杯，多承汉代陶、铜耳杯，三国、两晋时的耳杯，腹浅、底小，而东晋时的耳杯，两端稍向上翘，南朝时上翘部分逐渐减少，隋唐时消失。结合越窑釉上褐色点彩装饰工艺等特点来看，这套杯、托很可能是东晋时的作品。

　　我国的瓷器生产，曾经历了一个历史演进过程。随着胎料的改进，淘洗技术的完善，烧成温度的提高，釉料配方的改善，高质量的瓷器，在东汉的中晚期，首先在今天浙江的上虞、余姚、慈溪一带烧制成功。历史上，这一带曾属越州辖地，其窑也就称之为越州窑或越窑了。因为越窑烧制瓷器的釉以铁为呈色剂，故釉色呈现青绿或青褐色，遂将这种青釉瓷器简称为青瓷。这件青瓷耳杯、托，是具有六朝时代特征的越窑早期茶具的稀世珍品，对研究我国茶具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唐青瓷荷叶盏、托

　　这组荷叶盏、托，为唐代越窑烧制，系青瓷。它由一盏一托组成。盏呈五瓣莲花状，口敞侈，深腹，有圈足；盏托呈四片卷边荷叶状，托中心部下凹形成一定深度，正好与盏的下腹部套合；通体一色青釉，犹如一朵盛开的荷花。荷，亦称莲。《尔雅·释草》中说：

　　“荷，芙渠……其实莲”。在古乐府《江南》中亦有“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之说。它夏季开花，为淡红色或白色，有单瓣和重瓣之分，可观赏，能作药；由根茎膨大形成的藕，是美食，也能入药，在文人墨客的笔下，说它“出污泥而不染”，常被看作是洁身自好的象征。因此，仿荷作盏，用茶怡性，反映了古人的追求。这件荷叶盏的造型端庄清丽，灵秀潇洒，有强烈的装饰美，给人以庄重中不失秀美之感，从而使该件青瓷茶盏更具文化品位和艺术价值。

唐瓷茶盏、托

　　为河南偃师出土的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穆悰墓中的茶具之一，

　　距今已有1150余年的历史，是唐代中下层官吏的饮茶专用茶具。

　　这件唐瓷茶盏，一式三件，即由盏、托、盖组合而成，通高为11.0厘米，圈足直径5.5厘米，通高6.9厘米。 盏的内外壁均施以白釉，呈淡青色。这与唐代崇尚茶汤以“绿”为贵有关，认为青色瓷，可使茶汤呈现绿色，有益于茶。盏上的盖，呈倒浅盘形，上有低矮圈足，便于提手握盖。盖表外壁施全釉，釉色白中泛青，而内壁仅中心部位施釉。盖的最大直径12.0厘米，通高2.7厘米。 托呈浅盘状，下有低矮圈足。除圈足底部外，均施以淡青釉。 托的最大直径9.3厘米，圈足直径为3.5厘米，通高2.2厘米。从整体看，这件唐瓷茶盏、托，全套呈淡青色，色泽调和，符合唐时对茶的审美观。并增加了盖，这是饮茶器具的一种改进，它对注茶和饮茶时的保香、防污、增温，都有较好的作用。但这套饮茶器具，从整体看，托盘似乎偏小，因此，有人怀疑它可能当初并不配套，或许是下葬时乱中出错所致，但这仅仅是一种猜测，不足为证。

唐壶门高圈足座银风炉

　　唐代煎茶，首先要用炉煮水。唐代陆羽在其《茶经》中这样说道：

　　“风炉，以铜铁铸之，如古鼎形”。又说：“其炉，或锻铁为之，或运泥为之。”表明风炉通常由铜、铁，甚至揉泥制作而成。而这件唐壶门高圈足座银风炉，乃是宫廷御用茶具，无论是材料与制作，还是工艺与装饰，都非常讲究，是民间风炉所无法比拟的，它为研

　　究唐代宫廷茶文化提供了最好的物证。

　　壶门高圈足银风炉，通高为56.0厘米，盖高31.3厘米，口径17.7厘米，炉身高25.2厘米，全重3920克。通体素净，钣金成型，由盖和身组成。炉盖的顶部有三层银片做成仰莲瓣，并承托锥顶状莲蕾。盖面为半球形，上部镂空，还有两层莲瓣。盖沿有渐收的三层棱台。炉身系敛口，深腹，筒状，平底，圈足，其口沿亦有三层渐收的棱台。腹部上小下大，有稳定感。腹壁分内外两层；内层与炉底铆接；外层亦作圈足。腹的下部有六个壶门，以利通风发火。炉底与炉壁铆接，下焊十字铜片，以承托木炭，供燃烧生火。炉身两侧，各装一个提耳，以便移动。出土时，盖面贴有封签，墨书：“大银熏炉，臣杨复恭”字样。表明这件高圈足座银风炉，是由杨复恭奉献的。

　　据查，杨复恭(公元？—894年)，字子烙。原为唐懿宗时的一名宦官，福建人。为唐天下兵马都监杨复光从兄。他通文墨，常监诸镇兵。唐僖宗时，因参予镇压庞勋起义有功，由河南监军升为宣徽使，旋为枢密使。后因黄巢起义军克攻长安(今陕西西安)，僖宗逃居兴元，杨氏代田令孜为左神策中尉。僖宗回长安，任观军容使，封魏国公。后定策立昭宗，专典禁兵，操纵朝政。昭宗大顺二年(公元891年)被迫致仕，后为李茂贞擒杀。由于杨复恭深得唐懿宗、僖宗、昭宗宠爱，职位显赫，因为，在唐懿宗咸通十五年(公元874年) 正月初四在封闭法门寺佛塔地宫时，在对佛供俸的“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之中，杨复恭的高圈足座银风炉也就赢得了一席之地。它为了解茶在唐代贵族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五代青瓷鹦鹉纹提梁壶

　　青瓷鹦鹉纹提梁壶，通高14.6厘米，器身和口流略残，是五代越窑制品。胎质呈浅灰色，器型规整，胎器薄，施釉处釉薄而匀，明显与唐代越窑不同；壶腹刻鹦鹉纹，从刻划纹样，造型特点来看，仍不失有大唐遗风。

　　这件提梁壶，腹为圆球状，宽大、方便，造型庄重，技艺高超。肩部两侧各设方形提梁孔座，形纽间镂轴孔，是美观实用的饮茶用器。鹦鹉刻划纹，线条简洁。我们常见的五代越窑青瓷器物，繁缛的刻划纹样很少见；青瓷的特色是致力于造型上的秀美和青釉的色泽特征。

北宋牙白刻花莲花茶盏、托

　　牙白刻花莲花盏、托，是北宋定窑早期产品，也是定窑的代表作品，很有收藏价值。

　　这件盏、托，口径为11.8厘米，盘径为18.9厘米，用白瓷烧制而成。在器身上，采用刻花装饰，花纹为莲花。一般认为，定窑的装饰技法有刻花、划花和印花三种。花纹有莲花、缠枝、塘荷、牡丹、萱草、水波，以及游鱼、龙、凤、鸳鸯等纹饰。根据现存世的定窑实物器具分析，早期作品多采用刻花、划花、装饰，花纹亦渐增多，所以，从装饰和花纹来看，这件盏、托可能是北宋早期的定窑茶具产品。

　　另外，人们不难发现这件茶盏的口沿，露有胎骨，成为毛口，俗称芒口。其实，这是定窑工匠们为适应生产所需，发明了覆烧工艺的结果。覆烧，就是烧制时将盏、盘等器物倒过来，使口部向下。而每件器物间，在口沿部分用未经焙烧的耐火泥作成支圈间隔，层层相叠，故称覆烧。其优点是节省空间，产量增加；又能充分利用热能，节约燃料；还可使器物烧制时受热和收缩均匀；同时，能使器物底部满釉，增加美感。至于芒口的缺陷，定窑的匠师往往以金、银、铜圈镶在口沿上，作为装饰，既弥补覆烧带来的不足，又增加了美观，显得更加豪华尊贵。

宋青白瓷狮子钮盖茶壶

　　青白瓷狮子钮盖茶壶是宋代江西景德镇窑烧造的。宋代景德镇青白瓷产品，古文献中有“饶玉”之称。这件壶的通高为19.7厘米，釉色白中带青，晶莹碧透，玻璃质强。壶的造型别致，钮盖上的盖顶捏塑了一只狮子形钮，使壶更有生气。

　　壶，在宋代一般作为饮料盛具的通称，不仅作饮茶用器具，也作饮酒器具用。“饮”这个词，中国古代就是指茶水和酒。宋代的饮茶方法，与明代以后的饮茶方法不同，明人用壶沏泡茶水饮用，而宋人把壶多作为盛放已制好的茶水或装沸水用。宋代瓷壶的造型大都仿金属器的特征，壶体一般都较高而瘦。宋代景德镇产的青白瓷茶壶也保持了这个特点。

南宋黑釉茶碗

　　这件吉州窑黑瓷茶碗，造型古朴雅致，胎色黄白，瓷质厚重，釉黑带褐。圆口，腹深较直，足墙较矮，足径较大，为南宋吉州窑鼎盛时期的产品。

　　鉴定茶碗的时代特征，尽管人们可以从许多方面去寻找佐证，例如北宋早期茶碗，多系高圈足，足径较小，足墙较薄；北宋中，后期茶碗多为小底圈足，而整个北宋时期的茶碗，多花口，其腹以斜直为主，状似一个倒立的斗笠，所以，有称其为"斗笠碗"的。而到南宋时，多呈圈足，足墙较矮、较厚，足径亦开始如大。多芒口或圆口，腹也增深，倾斜度减少，呈直桶形，只是近底部才开始有些收缩，因此，这件吉州窑黑釉茶碗的口、腹、足等造型的时代特征表明，这是南宋吉州窑产品，其时正值吉州窑的兴盛时期，因此，这件吉州窑茶碗，是一件具有时代特征的黑釉茶具，它对研究我国茶具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证，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辽黄釉茶盏、托

　　这件茶盏、托出土于河北宣化。辽代张世古墓。张世古葬于辽大安四年(公元1088年)，表明该器件属于辽代晚期作品。

　　辽黄釉盏、托，由盏和托构成，一色黄釉，高7.2厘米，口径6.8厘米，底径5.7厘米。 盏口稍敛，收腹，下连托。托呈四瓣花状，下为外撇圈足。整个盏托，敦实端庄，线条流畅，既古拙朴实，又富有地方民族特色。这是一件具有重要价值的古代茶具珍品。

　　辽代是公元916年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先后与五代、 北宋并立。辽代的瓷器，以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造型而著称于世，这件饮茶器具所具有的豪放气势，正反映了契丹民族所具有的气概，可谓是我国辽代契丹民族饮茶器具的代表作品。

元影青的刻执壶

元代茶具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茶叶加工，还是饮茶方法，抑或是使用的茶具，元代是上承唐、宋，下启明、清的一个过渡时期。

　　元代统治中国不足百年，在茶文化发展史上，找不到一本茶事专着，但仍可以从诗词、书画中找到一些有关茶具的踪影。在当时既有采用点茶法饮茶的，但更多是采用沸水直接冲泡散茶。

　　在元代采用沸水直接冲泡散形条茶饮用的方法已较为普遍，这不仅可在不少元人的诗作中找到依据，而且还可从出土的元冯道真墓壁画中找到左证。在图中，没有茶碾，当然也无须碾茶，再从采用的茶具和它们放置的顺序，以及人物的动作，都可以看出人们是在直接用沸水冲泡饮茶。

明宝石红僧帽壶

　　这件宣德宝石红僧帽壶，通高20厘米。为鼓腹、圆颈，僧帽式口，矮圈足。壶的一侧有嘴，与颈部流槽相通；与其相对的另一侧，有如意状把柄与颈、腹相接。腹部上大下小。盖上的一面有一流形与嘴相吻；另一面有系，与壶身的把柄相连；盖上还有钮，可随时将盖上下启动。壶身施以一色红釉，红艳透光，煞是可爱。

　　宝石红，实为红釉的一种。因这种红釉，明亮透红，闪闪泛光，犹如红宝石一般，故有"宝石红"之称。这种铜红单色釉瓷器，始于明永乐年间，但它不同于钧窑的铜红瓷，"钧红"是红中透紫或透青，常需两次烧制而成；而由当时景德镇窑烧制的宝石红器皿，是生坯挂釉，一次烧成。这种红釉具有鲜艳的红色，烧制的难度很大，对烧成条件要求很高，质量很不稳定，有"火之艺术"之说，所以，要烧成一件宝石红茶具极为不易。

　　明代王世懋着《窥天外乘》，对明永乐、宣德年间瓷质茶具曾经作过这样的评价：“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跺。其时以棕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常，以鲜红为宝。"由此可见，这件僧帽壶之珍贵所在。明宣德宝石红僧帽壶的珍贵，道理也在于此。历史上曾出现过宝石红瓷仿制品，清康熙仿明宣德宝石红僧帽壶就是一例，此壶通高21.0厘米，造型与明宣德宝石红僧帽壶几乎完全一致，釉也很相似，几可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但若细细体察，相互比较，才能从大小、形体、釉色中找到一些微小的差异，只是一般人难以识别罢了。

清粉彩瓷人物盖茶碗、托

　　这件清同治粉彩瓷盖茶碗、托，绘人物，笔法稚拙。器型制作规范，用模具成型工艺造型。釉面泛白、釉层匀净。有近代瓷器的风格特征。

　　同治时饮茶器具与清初相比，质量一般。器具的成型和彩绘的精细分工已与近代的生产技术专业化相近，由于工匠分工专一，导致产品的造型和纹饰缺少生气。

　　清代，景德镇制瓷的每道工序都有精细的分工。彩绘瓷分工更为精细，釉上彩和釉下彩绘都是这样。据朱琰《陶说》记载：“青花圆器，一号动累百千，若非画款相同，必致参差，难以识别。故画者，学画不学染，染者，学染不学画……"。

　　清末的模型制器型，胎质高度瓷化，釉面高度玻化，表面火光十足。瓷器的制作处于时代交替的过渡变化时期，古代手工艺和现代技术等诸多特征兼而有之。这一时期的普通饮茶用具的鉴别，只要明了更新换代的发展演变规律，就可作出正确判断。同治的彩绘茶具，目前仿品不多。即使出现仿品，也较易辨认。

清乾隆御制诗款茶碗、盘

这件清乾隆御制诗款茶具，有两个盖茶碗，一个茶盘。造型端庄规整，制作均甚精致。盖碗、茶盘精美纤巧，令人爱不释手。诗词装饰，以红彩楷书书写，

　　诗词结尾写着“乾隆己卯(即公元1759年)御　制”。边饰红彩蝙蝠纹。蝙蝠纹样，在民俗文化中，寓意“幸福”，这种装饰，在清代瓷绘中时有所见。特别是乾隆时，常把封建伦理和福禄寓意的画面用于瓷器上。

现代茶具

　　现代茶具，式样更新，名目更多，做工更精，质量也属上乘。在这众多质地的茶具中，贵的有如金银茶具，廉的如竹木茶具，此外还有用玛瑙、水晶、玉石、大理石、陶瓷、玻璃、漆器、搪瓷等制作的茶具，枚不胜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