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回归：从“文人壶”到“新文人陶瓷”

　　在紫砂界，“曼生壶”的代名词是“文人壶”。

　　提及“曼生壶”，当代紫砂大师汪寅仙便心生敬慕、心向往之。她如是评说：“曼生壶在当时就是集书、画、印、壶于一体的‘文人壶’，190多年后的今天，风采依然。现在，我们应该如何从中吸取营养并继承、发扬、光大，这是我们紫砂界值得研究的课题。”

　　现在时髦起来的所谓文人壶，让文化人参与紫砂，在壶面上画几笔、写几笔，好像就能提高紫砂的品味。有些人的理解更狭隘，只要名人、画家来写与画，能更高地体现壶的经济价值就行了。如果你去仔细推敲紫砂工艺的发展，因为文化人的参与，让紫砂从出生之时就走上了工艺的本原之路——“用”之工艺。金沙寺僧、供春(吴颐山的书僮)、石大彬的娄东之行，都与文化人、茶人藕丝相连。

　　随着紫砂壶的名气日益响亮，紫砂也沾上了同时期的奢靡之风，逐渐成为宫廷中的贡壶、贵族家中的摆设。皇室贵族为显示其奢侈、华贵的威风，不惜花重金，让匠人、艺人的大量精力耗费在华丽绚烂的工艺品上。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清乾隆御题诗烹茶图壶”、“清凸寿字荷莲壶”等均是明证。

　　这些在紫砂柸体上彩绘、描绘、泥绘、贴花、镂空、包嵌等，以迎合世俗需要和宫廷趣味的做法，显然与紫砂壶实用与工艺质朴结合的品性相悖，当陈曼生创作的清新自然的“文人壶”悠然问世，这些宫廷贡壶、尊贵摆设迅速沦为繁华逝去的往事遗迹。

　　铅华洗尽自芳容。今天的“曼生壶”，无论是南京博物院收藏的“唐井栏壶”，还是香港艺术馆收藏的“半葫芦壶”等，造型都相对朴素、简练，无过多的线条装饰。现实中的井栏，造型千变万化，而曼生选择生活中最常见、最简单的唐井栏型，最终是为了突出紫砂壶的用途——泡茶。由此可见，曼生壶的意义在于它使紫砂壶又回到了我们的生活中，体现了茶壶的实用之美。

　　在当今时代，有良知的紫砂艺人更应该更有必要去静下心来，深入研究“曼生壶”实用之美的人文精神，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与紫砂技能，使紫砂工艺这个民族文化瑰宝回到正确的发展方向。

　　尹霄荣，坚守在北京的紫砂艺术家，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在《论紫砂壶艺术的造型分野及文人化内涵》一文中尖锐指出：

　　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中华民族很多优秀传统文化失去了其传承而造成断层。到目前为止，若还不去挖掘深藏在紫砂壶中的文人文化内涵，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从严肃的历史文化角度去看待紫砂文化，确实令人心酸，因为紫砂自始至今都没有一个完整艺术理论的支撑，在过去的岁月里除了古代的文人雅士及附庸风雅的皇亲显贵留下只言片语的赞词外，一直都没有能建立一个完整的紫砂艺术理论的体系。

　　深刻挖掘深藏在紫砂壶中的文人文化内涵，建立一个完整的紫砂艺术理论体系，需要众多具备文化素质、意识的紫砂人为之共同努力。

　　然而，现实却不容乐观。《中国画画刊》主编、浙江画院理论与评论工作室主任陈是吾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

　　今天，紫砂器皿作为高雅精英文化的价值依然存在，并且愈显其重要而稀缺。重要的是，作为“文化”的紫砂在中国陶瓷文化中的位置日益彰显;稀缺的是，作为其行业中的“文人”——文化的担当者，却日益稀少，几近灭绝。

　　也许，陈是吾的言论有些偏激，现实之中，我们可以“如数家珍”列举一个个为当代紫砂文化作出贡献的大师、名人，甚至是在紫砂业界无职务担当、无大师资质、无荣誉头衔的普通人，成为紫砂文化的守望者、实践者、创新者。

　　也许，史俊棠会长一段情浓意深的寄语，更好地把握了宜兴紫砂的发展的态势——

　　就紫砂业界而言，已拥有为数不少并未获得大师头衔的制壶人，成为玩壶人心中真正的大师，他们不事张扬，埋头创作，较好地继承着传统，而又执着地求新求变，且很好把握着作品量与质的关系(少而精)，成为商业紫砂喧嚣下的一股涓涓清流而受人尊敬。

　　在当今紫砂界，一位戎马生涯16年的中校转业军人——笑阳，擎举“新文人陶瓷”猎猎旌旗，为市声喧阗的宜兴紫砂市场吹度一缕溥畅而至的文化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