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以载道：宜兴紫砂成“国粹”的真谛（2）

　　清代诗人吴骞曾这样赞誉时大彬:“千奇万状信手出，巧夺坡诗百态新。”起初，时大彬制作大壶，在游历娄东(今江苏太仓)时，受陈继儒等人品茶、试茶理论影响，开始做小壶，在壶上镌刻款文，开创了陶刻装饰雏形，在实用价值的基础上，形成质朴古雅的风格，使紫砂壶步入大雅之堂。

　　而且，时大彬是使紫砂壶圆器拍打成型和方器坭片裁接成型方法趋于成熟的人物，奠定了今天紫砂“拍身筒”、“镶身筒”一套独特的制壶工艺的基础。

　　在紫砂历史上，时大彬还首创了调砂制壶法，即在泥料中掺入粗砂，杂以碙砂，从而达到“砂粗质古肌理匀”的效果，别有一番工艺审美情趣。

　　时大彬的弟子徐友泉则堪称一代制壶奇才，“综古今而合度，机变化以从心，技而进乎道”。而他在制壶方面与众人不同的是，注重泥色，锦心妙手调配出海棠红、朱砂紫、定窑白、冷金黄、淡墨、沉香、水碧、石榴皮、葵黄、闪色、梨皮等缤纷泥色，光货中见“塑色”，从而奠定了自己鲜明的艺术个性。

　　陈鸣远，清代康熙、雍正年间人，是继供春、时大彬之后最为杰出的制壶大师。在原有紫砂壶几何形制上，他加进了青铜器造型及自然界瓜果、竹木、树段等雕塑造型;在壶的表面加以浮雕装饰及书法装饰，壶盖内加盖印章。“鸣远一技之能，世间特出……文人学士争相延揽”，是对陈鸣远的至高评说。

　　邵大亨的历史贡献，在于他把传统造壶技艺的水平提高到顶峰状态。凡是他所做的茗壶，无论简繁，入眼即给人以震撼之感。他的作品把壶形的四度空间转换制作到了最佳效果，成为后来者临摹的圭臬。不去临摹大亨壶是进入不了紫砂艺术殿堂的，这是紫砂界的定律。

　　再来看紫砂壶与文化的交融交辉。

　　徐秀棠大师认为，紫砂陶由日用品嬗变为实用与陈设相结合的工艺品，除了制壶艺人的贡献，另一个原因是历代文人的参与为其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一杯清茗，可沁诗脾”。时大彬刻于壶壁的这句铭文，在紫砂界颇负盛名，亦可以视作茶与紫砂与诗文三者结缘之伊始。

　　说到紫砂文化，陈曼生具有里程碑式的功绩。“曼生壶”是文人直接介入造壶、装饰，取得完美效果的典范。陈曼生把中国传统文化融入紫砂茗壶，使实用于沏泡茶的紫砂壶变得更耐人寻味，更具艺术欣赏价值，无愧于器与道结合、物质与精神结合的典范。

　　陈曼生(1768-1822)，名鸿寿，字子恭，号曼生，浙江钱塘人，饱学诗书画，精通金石书法，为“西泠”八家之一。清嘉庆十六年(1811)，在毗邻宜兴的溧阳当县令。他虽坐在县太爷的交椅上，目光仍然在文峰墨海间遨游。

　　从历史资料看，陈曼生这些雅士名流、文人墨客与当时的制壶名家杨彭年兄妹、邵二泉等合作的“曼生壶”，是高层次、高水准的合作。由陈曼生设计壶形，杨氏兄妹等成型制作，再由陈曼生及其诸友题字、篆刻的壶，使紫砂壶出现了新颖意趣，增加了文化内涵，并以“字随壶传，壶随字贵”，受到社会各界广泛青睐。

　　西泠印社前总干事长韩登安说：“西泠八家，丁敬为最早，曼生为最好，当排八家第一。”曼生精于篆刻，在壶上奏刀则游刃有余。其所撰壶铭切茶、切水、切人，耐咀嚼、耐品味，乃文人修养的精华所在，无怪乎后人对曼生壶推崇备至。

　　从“曼生十八式”到一阕阕清雅隽永的诗铭“煮白石，泛绿云，一瓢细酌邀桐君”……，唤起了士大夫、文人墨客参与紫砂陶器创作的雅兴，由此赋予普通工艺的紫砂茗壶更具完整而高尚的文化内涵，提高了它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品位，摆脱了工匠装饰的流俗习气，遂使紫砂壶一朝荣登高雅的艺术殿堂。

　　1874年，对宜兴紫砂壶倾慕不已的日本友人奥兰田在其 《茗壶图录》中概括道：“温润如君子，豪迈如丈夫，风流如词客，丽娴如佳人，葆光如隐士，潇洒如少年，朴讷如仁人， 廉洁如高士……”

　　奥兰田，一位化外之境的得道中人，对中华传统工艺和文化塑造的宜兴紫砂壶作出了经典品评。

　　既如此，倘若紫砂茗壶不能荣为“国粹”、荣列“国礼”，其谁与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