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刻成就紫砂步入文人艺术殿堂

　  紫砂在宋、元时期是创始雏形期，让紫砂脱颖而出的是明清时期，紫砂陶艺丰富的造型极具表现力，而紫砂陶刻装饰赋予其文雅、高洁的无穷魅力。紫砂装饰手法多种多样，而历史最悠久且最常见的当属陶刻装饰。陶刻不单是一门技术，更是一门融文学、书法、绘画、篆刻等学问为一体的“刀”的文化艺术。陶刻在商周时期的瓦陶品与秦代的陶俑、陶器上已有陶刻记载的铭文、陶工姓氏及皇帝诏文。陶器泥坯有着易于刻划之特性，故陶刻文字则早于甲骨文、金文，成为中国最早出现的刻文。原始陶器的铭现是陶刻艺术之萌芽，而紫砂器皿的产生则促进了陶刻的发展。

　　明代时，一代紫砂壶艺宗师时大彬。在其众多遗存的佳器上不仅有其作者名款，有时在壶底或壶身上铭刻，如：“大高执壶”刻有“江上春风，山中明月，丁丑时大彬”行书;“大彬六方壶”底款：“万历丙申年时大彬制”行书;有一把壶腹刻：“茶熟清香，有客到门可喜，时大彬做古”行书;另一大彬壶之壶身一面刻：“负来而行道、冻馁而守。”行书，而壶身另一面则刻有：“耕夫携童子”的人物画面。至此开创书法与绘画艺术巧妙与壶艺结合之先例。

　　清代中期紫砂与文人墨客相交流.开启文人人壶之风的名人代表：陈曼生(1768～1822年)名鸿寿，字子恭，号曼生，浙江钱塘人士，嘉庆六年(1801年)科举中拔贡，官至淮安同知。其诗文、书画皆以资胜。酷嗜摩崖碑版，行楷具法度。隶古八分书，尤简古超逸。篆刻追踪秦汉，为西冷八家之一，曼生书法、印章、词藻锈刻款式均书卷气浓厚，嘉庆十六年(1811年1时任溧阳县令时因酷爱紫砂壶艺，曾精心设计了十八种壶式.交由当时制壶名手杨彭年兄妹制壶，他对每款壶式都亲撰提铭，或自己亲刻、或由其幕友操刀镌刻。因曼生其幕友都是博学多才的书画家、金石家，以他们高深的文化艺术修养和对茶文化的深刻理解，他们所创制的“曼生壶”融造型、文学、绘画、书法、篆刻于一体，形成了独特的文人壶风格。如：曼生理据月缺月圆的天文景观设计的“却月壶”，其壶身刻以“月满则亏，置之座右。以我为规”：“瓦当壶”上刻“不求其全，乃能延年，饮之甘泉”：“井栏壶”上则刻有“井养不穷，是以知汲古之功”。这些铭题切壶、切水、切茶.乃文人之睿智和巧思在壶艺中一览无遗。自曼生之后，梅调鼎(1839～1906年)，字友竹，号赧翁，善书法，他的“汉铎壶”铭刻：“汉铎，以汉养铎，为今之壶，土既代金，茶当呼荼。赧嗡”;“秦权壶”铭刻：“载船春茗桃源卖，自有人家带秤来。”既切茶又切形，实是文人道丽淳质、高雅、妙思之佳作。清代末期，宜兴紫砂陶刻Et趋成熟，不乏更多著名书画家，黄慎、吴昌硕、吴大潋、任伯年、于佑仁、蔡元培、江寒汀、吴湖帆等等，或撰文、或铭题、或直接陶刻(书法或绘画)，文人与名士介入紫砂镌刻，使紫砂壶艺极富高雅绝伦之文人艺术魅力，从此陶刻逐渐形成了专业化，形成了书画陶刻与紫砂工艺浑为一体的艺术风格。

       当时也有不少制壶艺人曾在书法方面下过功夫。并在自制的壶体上镌刻，有的制壶艺人和商人纷纷聘请书画、雕刻名家参与陶刻，如陈懋生、陈研卿、沈瑞田、卢兰芳等等专门从事紫砂书画陶刻装饰，其装饰风格笔法老练、极具风雅。在紫砂近代史上有师从卢兰芳、器成自立的陶刻一代宗师任淦庭先生(1889～1968年)，原名缶硕，字大聋、漱石，因左手也能书画，自称为左腕道人、左名。其陶刻题材广泛，形式多样，以山水、花鸟、人物、博古图案为主，尤以梅、兰、竹、菊为胜。书法乃有正、草、隶、篆、钟鼎、甲骨文等多种书体。因幼年时为左撇子，写字画画均用左手，后因吴汉文要求下苦练右手，竟练成双手能书画雕刻之“绝技”，任老先生与书画名流积极合作，诗词书画左右手刻去皆自成章法。刀法精妙且丰富，充分展现了他的艺术功力和造诣。作品“渔舟听莺”、“腊梅喜鹊”以生动的画面、新颖的创意被南京博物院收藏。

　　紫砂优异的材质性能、古朴淳厚的造型、器物上的陶刻装饰，更使得紫砂不仅是泡茶的壶，更像是一卷书、一幅文人画，壶艺与文人的交流将中华诗、书、画、篆刻等多元文化艺术揽人怀中，所以说紫砂是在文人手上成长的。紫砂壶艺的文化含量及诗画般的文人意境，让紫砂艺术品雅登文人艺术殿堂。极具文化艺术品位的内涵，使紫砂茗品更具有传世留存的鉴赏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