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春壶之疑问

 　　在明朝晚期供春壶已不可寻，《阳羡茗壶系》中云：“予于吴周聊家见时大彬所仿，则刻供春二字，足折聚讼云。”到清朝仿品也不可见了。

　　供春，即龚春，明正德至隆庆年间(约1506--1567年)宜兴人。明朝周高起所著《阳羡茗壶系》中云：“金沙寺僧，久而逸其名矣。闻之陶家云，僧闲静有致，习与陶缸瓮者处。抟其细土，加以澄炼，捏筑为胎，规而圆之，刳使中空，踵傅口、柄、盖、的，附陶穴烧成，人遂传用。”又云：“供春，学宪吴颐山公青衣也。颐山读书金沙寺中，供春于给使之暇，窃仿老僧心匠，亦淘细土抟胚。”所制茶壶称供春壶，是第一个有名有姓的制作紫砂壶的大师。诚如吴梅鼎(据云是吴颐山侄儿)写的《阳羡茗壶赋》所云：“彼新奇兮万变，师造化兮元功，信陶壶之鼻祖，亦天下之良工。”《陶庵梦忆》中也云：“宜兴罐以龚春为上”。

树瘿壶

　　1927年左右，储南强先生(曾主持开发宜兴善卷、张公两洞)在苏州冷摊发现一把缺盖老壶，壶柄旁有“供春”二字，心中不免一动——储老心中明白，最早造壶，并没有在壶底刻年号或印章的习惯，一般都只是用尖竹片戳刻制壶者姓名于壶柄。直到明朝时大彬，才开始将姓名刻在壶底，但仍不用印章，不记年号。储老当时不露声色地花了几十块银圆买了回来。过后才向摊主了解该壶的来龙去脉，据说是绍兴傅叔和家中流出，而傅家此壶原为西蠡黄氏所藏。黄氏证实，该壶曾由苏州吴大徴家收藏，而吴又得之于沈钧和处。经几番考证，确系明代供春原作云云。

　　当初，吴大徵得到供春壶时，已无壶盖，于是请制壶名手黄玉麟重配了一只呈北瓜蒂状的壶盖。后来著名山水画家黄宾虹见了，认为树瘿壶身配北瓜蒂盖有点不伦不类。储老便请现代制壶名家裴石民重新做了一只树瘿壶盖，略如灵芝状。在壶盖的周边外缘，刻有潘稚亮(潘序伦之兄)两行隶书铭文：“作壶者供春，误为瓜者黄麟，五百年后黄虹宾识为瘿，英人以二万金易之而未能.重为制盖者石民，题记者稚君。”

　　1952年前后，储南强先生专程来苏州向苏南区文管会(办公地点在拙政园内)捐献平生收藏的数十件文物，其中就包括供春壶!由文物鉴定家、书画家吴雨苍先生接待。

　　1953年4月，徐悲鸿曾托宜兴任敷孟为其拍摄供春壶照片。后来，供春壶又由苏南文管会移交给南京博物院，并请宜兴紫砂工艺厂的顾景舟等名手依原形仿制若干把。北京建成中国历史博物馆后，向全国征集国家级文物，供春壶入选，并于国庆十周年前夕送至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由于这么多名人的参与，没有人怀疑供春壶的真伪了。五十年代紫砂大师顾景舟曾到苏州拜访供春壶，也对吴雨苍先生说：“现在各地发现供春壶的不少，但除此之外，还没有发现一件是真的。”

　　到了1980年左右，随着实践、理论水平的提高，顾景舟大师对供春壶的真伪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只是没有展开论述。他在《宜兴紫砂壶艺概要》中云：“光绪年间的制壶高手，首屈一指的要数黄玉麟……黄氏曾受聘吴县吴大徵门下……这里要旁及一个问题，就是黄玉麟所制供春壶，大半个世纪以来引起中外砂艺爱好者莫大的轩轾，弄得好事者穿凿附会，大做文章，至混淆视听，以讹传讹。关于此案，容后商榷之。”

　　一直等到1996年5月23日，顾景舟大师因病入住宜兴市人民医院，直到6月3日仙逝，顾大师念念不忘的还是供春壶。他在潘持平记录的临终之言中云：“供春壶完全不是供春真迹遗作，而是黄玉麟的创作……现有五张供春壶照片,为一人所制,筋络、凹凸雷同，使用同一工具，且经储南强承认。黄玉麟是供春壶的创作者。”

　　至此，宜兴紫砂界对供春壶的认识才完成了一个从肤浅到深刻的过程，而且顾老的观点影响了整整一代紫砂理论工作者。顾老过后研究供春壶最有影响的是徐秀棠。徐秀棠在《中国紫砂》一书中，主要通过和供春相近时期紫砂壶的造型特点、制作方法、大小等作比较，系统论述了早期紫砂艺术的特点，也得出结论，即供春壶是后人所制。徐秀棠还在书中提到真正的供春壶应具备以下特征：“受水半升以上的大壶，颜色‘栗色暗暗，如古金铁’，线条简洁明快，质地粗，较缸胎为细，因为附陶瓮烧成，外表不免沾有飞釉。”

　　笔者研究供春壶主要是参考明朝的《阳羡茗壶系》，此书是最早的紫砂艺术专著，而且作者周高起著书年代离供春所处年代也不遥远，是最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其一，关于供春制壶方法，《阳羡茗壶系》中云：“茶匙穴中，指掠内外，指螺文隐起可按，胎必累按，故腹半尚现节腠，以辩真伪。”说明当时制作工艺相当简陋，仅用茶匙挖空胎身，并用手指按平坯面。这两点应是辨别供春壶真伪的最直观的手段。其中“茶匙穴中”，应留下明显的痕迹。“指掠内外”，也应留下供春的指纹。如能把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供春壶和宜兴紫砂工艺厂的黄玉麟制供春壶比较指纹，至少能分辩出是不是黄玉麟一人所制。

　　其二，关于早期紫砂烧成工艺，《阳羡茗壶系》中云：“壶乃另作瓦缶，囊闭入陶穴，故前此茗壶，不免沾缸坛油泪。”1966年4月，在南京中华门外马家山油坊桥发掘的吴经墓中(1534年墓葬)出土的紫砂提梁壶一件，上有缸坛油泪。直到时大彬时期(约1573-1644年)才改进烧成工艺，将紫砂壶用匣钵套装入窑，以免沾缸坛油泪。而供春(约1506--1567年)所处年代早于时大彬，有没有“缸坛油泪”应是判断制作年代的一个重要标志。

　　其三，关于所用泥料，《阳羡茗壶系》中云：“壶之土色，自供春而下及时大初年，皆细土淡墨色，上有银沙闪点，迨砜砂和制彀绉周身珠粒隐隐，更自夺目。”因为每一时期所用泥料不同，所以这也是判断制作年代的一个重要标志。供春壶泥料应于吴经墓紫砂提梁壶差不多。

　　其四，关于供春姓名的来历，《阳羡茗壶系》中云：“世外其孙龚姓，亦书为龚春。人皆证为龚。”又云：“予于吴周聊家见时大彬所仿，则刻供春二字，足折聚讼云。”说明从明朝起，对供春姓名的考证就相当模糊，到底是姓龚，还是姓供，也没有定论。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虽然供春壶疑点重重，看似无从下手，但对其真伪之考证不应停止，这实际上也促进了宜兴紫砂界理论水平的提高。

　　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树瘿壶，此壶原为吴大澄所藏，于三十年代被储南强先生在苏州一个古玩摊上购得，但缺盖，经民国制壶名家黄玉磷配上瓜钮盖，后经当代书法大师黄宾虹先生(已故)鉴定，觉得在树罂的壶身上不会长出瓜钮，后又由近代制壶名家裴石民(已故)配灵芝盖。解放后，献给国家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