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鸿:"做好紫砂文化是我辈的责任”

 　　顾景舟大师曾说：“昌鸿，你们这辈是有点文化的学生，你别看紫砂单纯，它可博大精深，你们这一辈人要好好学习、研究，做点紫砂文章，从‘匠’中摆脱出来。”

　　做好与深化紫砂文化，必须把停滞在紫砂壶工艺欣赏水平上再提高一步，紫砂壶艺的作者在工艺文化、艺术水平上去深化提高，把作者自己的智慧熔铸在作者的作品中，给人们以真、善、美实物与文化的享受。

　　文人脉流的紫砂作品以线条简洁、造型端庄、文化内涵丰富为设计理念，看似简单，但韵味品位很高。

　　3月18日，宜兴日报专访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李昌鸿，畅谈紫砂艺术和紫砂文化。以下是访谈内容--

　　主持人：您作为一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为“中国工艺美术终身成就奖”的得主，请您先谈一谈当初从艺时的情况。

　　李昌鸿：这已是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事了，既遥远又好像还在眼前。我是1955年考入蜀山陶业合作社紫砂工场工艺学习班的(宜兴紫砂工艺厂前身)，跟随顾景舟老师学艺。在我起步学艺阶段，另一位对我有较大帮助的人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高庄教授。当时，他带学生来工场实习，工作台就在顾老师的组内。他对我们新一代的工艺学员很关心，常常不拘形式地给我们讲课，讲解工艺美学的点、线、面。那时，我按照高教授的指导，做了一个“羊头小挂插”。顾老师见我很有兴趣在课余做点习作，便鼓励我们利用课余时间“弄弄空头”，这样能帮助我们提高制作和工艺处理技法，会增进我们对“泥性”的掌握。可以说，当时的学习环境、学习风气和师生友谊都很好。如今，时代不同了，那种集体学艺的形式也不多见了，但那个年代的学艺风气依然值得大力提倡。

　　主持人：您在紫砂艺术之路上，一直致力做好“紫砂文化”这篇大文章，有什么原动力吗?

　　李昌鸿：有的。我始终认为，做好紫砂文化，这是我们这一辈紫砂艺人共同的责任。当然，以后的紫砂艺人也要把这个责任担当起来，在紫砂文化的挖掘、研究、提高上不断下工夫。我注重研究紫砂文化，这与恩师顾景舟对我的教导分不开。他曾经这样对我说：“昌鸿，你们这辈是有点文化的学生，你别看紫砂单纯，它可博大精深，你们这一辈人要好好学习、研究，做点紫砂文章，从‘匠’中摆脱出来。”当时，我和一部分学员因为具有一定的文化，在紫砂老一辈人的眼里，我们就算是有文化的艺人了。因此，恩师希望我们这些有文化的艺人，要多做点紫砂文化，不要做仅仅会制壶的工匠。还有，1958年6月，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教授孙文林、刘汝礼到紫砂厂来挑选“陶瓷专业”的学生，有次刘汝礼教授对我说：“你们常说的紫砂光货、花货、筋瓤货，我看应该指的是商品大路货吧。你们厂生产的工艺品壶，我认为是工艺器皿造型，应该称为光器、花器、筋纹器为妥。”刘教授是一位美术理论家、评论家、教育家，他也希望我要多做紫砂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恩师顾景舟和刘教授、孙教授对我说的这些话，就是鼓励我做好紫砂文化、研究紫砂工艺文化的原动力。

　　主持人：由您和夫人沈遽华设计制作的“竹简茶具”，于1984年送德国莱比锡参加国际博览会荣获金奖。这是紫砂壶在1949年以后，在世界博览会上获得的第一个金奖。那么，“竹简茶具”是不是您做紫砂文化的一件成功的作品?

　　李昌鸿：完全可以这样说。做好与深化紫砂文化，必须把停滞在紫砂壶工艺欣赏水平上再提高一步，紫砂壶艺的作者在工艺文化、艺术水平上去深化提高，把作者自己的智慧熔铸在作者的作品中，给人们以真、善、美实物与文化的享受。竹简是我国最早的书籍之一，它记载了中华古人的思想、政治、军事、哲学等文化。1972年4月，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完整的《孙膑兵法》，震惊世界考古界。当时我就想，在宜兴的紫砂茶具中，以“竹”为题材的创作很多，但大多数仅限于“竹”的外貌，为什么不设计一套既反映“竹”的外形，又能承载更多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茶具呢?经过较长时间的构思，我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动手，第一稿设计“圆筒形”竹简为壶体，但看上去不怎么理想，我们夫妇俩就商讨拍成了扁长方形，壶的四周各施以五片竹简，壶的腹部束以丝线绳编结，壶口为圆形，壶的底足为长方形，方圆匹配，以求变化。嘴、把、盖、钮以似有若无的竹节成型，再配上杯、碟，制成一套“竹简茶具”，简上镌刻《孙膑兵法》中的片段。作品完成后，就得到了行家的一致好评，认为这套茶具气势恢宏，书卷气浓郁，文化内涵丰富。我认为，这也正是这套茶具能在世界博览会上获奖的一个主要原因。

　　主持人：就当今紫砂界而言，您是“文人壶”的一个代表。在您与沈遽华合著的《耕陶人说紫砂》一书里，收录了许多您的紫砂陶刻绘画与诗文，其浓郁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这些是不是您做紫砂文化的一个部分?

　　李昌鸿：紫砂陶刻装饰是文人壶最高雅的装饰，绘画与诗文，是我做紫砂文化的一种探索。其实，在一把壶上陶刻绘画配诗文，在过去就有，“曼生壶”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我的恩师顾景舟以他顶级的文人壶艺，与当时的“海派”文人吴湖帆、江寒汀、唐云频繁接触交流，创造了壶美、字美、画美的合三位大师之力的“景舟石瓢壶”，以1320万成为紫砂壶拍卖史上的一个惊天价。这些均给了我深刻的启发。我和夫人沈遽华带领子女创办合资公司“鸿成陶艺”后，新加坡有位名叫张美寅的紫砂收藏家，就向我提出要创制“曼生式新书画陶刻紫砂壶”，邀请上海的贺友直老师、程十发老师、谢春彦老师，北京的王明明院长，绘制“曼生式壶”的新画面。我和夫人搜集了60多款历史上的曼生式壶，在众多款式面前，我俩作了分工，由我制作“方器”，夫人制作“圆器”。同时把壶样绘了草图分别寄给各位画家，让他们作画题词有个概念，由此开创了书画陶刻装饰“曼生式壶”的新篇章。我思考着，紫砂壶艺发展到造型工艺巅峰期，就必须向文化艺术的方向、深度去发展，这样才有新的生命。特别是创作新造型的理念和题材，要多思考如何脱出旧穴去创新。在陶刻方面也是如此。我在临摹名人的画稿中发觉，有些题词、诗句很好，但由于时代的不同，欣赏追求的情感不一，已经有点不大适合。这就促使我对“我壶、我画、我诗”要有新的适合匹配的创新诗词才行。于是，我“学中创、创中学”，创作了许多与画相贴切的诗词，逐渐形成了“我壶、我画、我诗”的紫砂陶刻新风貌。

　　主持人：请您介绍一下您的“壶跋”。

　　李昌鸿：一件紫砂茗壶作品，如同一部学术著作，在著作前后写序题跋是文人雅趣。而我借此形式，在茗壶底部简短镌刻与壶形、壶铭、作者、藏者等相关文字，称之“壶跋”。可以说，“壶跋”也是我在茗壶上倾注紫砂文化的一次创新。这事还要从新加坡紫砂收藏家张美寅要我为他创制“曼生式壶”说起。他的收藏理念是：清代曼生壶是由紫砂艺人杨彭年制壶，由曼生和曼生幕僚在壶上题词书刻，而我今天请当代制壶名家制壶，请当代知名书画家在壶上书画陶刻，同样创出了书画同壶的时代特色。我在制作“曼生式壶”过程中，觉得这次做法不同于一般的制壶、装饰、陶刻，这是一次新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时代创新。因此，我简明扼要地把壶款之由来、摹制过程及书画陶刻装饰的联姻撰写成短文，书刻在壶底，就像书籍、文章、字画后面的短文，其内容属于评价、鉴定、考释、记述、说法和做法的“题跋”一般，这就成了我的“壶跋”。“壶跋”可供藏家、茶友壶侣、艺壶爱好者欣赏这种新形式，同时也能通过这段“壶跋”小资料，更好地认识和研究作品的原创与原流。

　　主持人：您对“文人壶”有什么评价?

　　李昌鸿：文人脉流的紫砂作品以线条简洁、造型端庄、文化内涵丰富为设计理念，看似简单，但韵味品位很高。特别是作者在创作设计找题材时,能接近“国学”，在民族的儒、释、道等文化中发掘与时代合拍的内容来指导和丰富创作，这样作品承载了丰厚的文化底蕴，作者的智慧熔铸在自己的作品中。在“文人壶”的创作、研究上，我虽然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恩师对我的要求还有差距，与时代的要求还需继续努力。

　　附：李昌鸿简介

　　研究员级高级工艺美术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1937年5月生，1955年10月考进宜兴紫砂工艺厂，师从壶艺泰斗顾景舟，与夫人沈遽华(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同为大师顾景舟的得意门生。

　　曾任宜兴紫砂工艺厂副厂长、总工艺师。个人艺术风格鲜明，半个多世纪的紫砂春秋岁月创作了许多紫砂新品，夫妇合作的“竹简茶具”荣获1984年德国莱比锡国际博览会金奖，多件作品荣获国家级大奖。创作作品“竹简茶具”、“狮象玉鼎”等由中南海紫光阁收藏;“青玉四方茶具”由故宫博物院收藏;“一衡壶”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出版个人专著《紫田耕陶》、《耕陶人说紫砂》(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与人合作编著出版《宜兴紫砂珍赏》;参与编写《中国传统工艺全集》、《陶瓷篇》等大型学术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