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万趣于一壶

　　2017年5月18日，坐落在禹都双龙桥东侧的宜兴丹红紫砂广场运城站隆重开业，众多来自浙江宜兴的紫砂壶大师为广大市民打开了一扇“紫砂之窗”。其中，国家级工艺美术师、宜兴市陶瓷行业协会陶刻分会副会长孔良法，与众人分享了他的“陶刻”艺术，令人称奇叫绝。

　　“蜀山旧有东坡院，一带居民浅濑边;白捶家家哀玉响，青窑处处画溪烟。”这是明末清初陈维崧对蜀山制陶业的生动描绘。此蜀山位于宜兴市丁蜀镇，那里是紫砂壶的发源地，也是孔良法的家乡。“紫笋碧鲈时候，溪桥上，市贩争喧。”是孔良法儿时对蜀山最深刻的印象。

　　说到这个蜀山，孔良法讲了个典故，“蜀山原名独山，大文豪苏东坡路过此地，看到独山秀美的风光与蜀道无异，脱口而出‘此山是蜀’。正巧‘独’字的繁写‘獨’，去掉偏旁便是‘蜀’，于是当地人顺势把独山叫成了蜀山”。

　　孔良法自幼喜爱书画，高中毕业后拜中学老师吴汝琏为师学习中国画。受蜀山悠久的制壶历史熏陶，1983年他考入宜兴紫砂工艺二厂，跟高级工艺美术师邵新和先生学习陶刻，次年被选送到无锡市工艺美术学校进修深造。至此，他开始了自己的陶刻艺路。

　　孔良法对艺术的迷恋和追求是从骨子里迸发出来的。1996年，在著名书画家程十发先生的推荐下，孔良法考进中国美术学院，主攻山水。从沈周的寒江独钓到郭熙的早春踏雪，从王蒙的青卞隐居到四高僧的淡墨烟云，从倪云林的清雅高致到李可染的层层叠加，从赵松雪的枯藤飞白到黄宾虹的润含春雨，他得到了林海锺、童锺涛老师的精心指导，在艺术的广阔天地里游目骋怀。

　　说起陶刻历史，不得不提“西泠八家”之一的陈曼生，他生于清乾隆，卒于清道光，一生醉心制作紫砂壶，他的壶被后人称为“曼生壶”。据载，清嘉靖年间，陈曼生曾任江苏溧阳县令，闲暇之余，与当地的紫砂艺人合作制壶，他负责设计和艺术创作。后世称其为书法与紫砂壶相结合的先驱。

　　时光流转到现代，陶刻在壶艺泰斗顾景舟的手上再次发扬光大。有了书画的装饰，紫砂制品不再是简单的工艺品，而成了文化产品、精神产品，更具有了人文价值、文学艺术与哲学含量。

　　艺无止境，追寻大师的脚步，孔良法未有半点懈怠。寻艺期间，太湖朝晖夕阴的波涛、南京钟山细雨中的苍茫、北京香山红叶的怡静……乃至罗马斗兽场的雄伟、比萨斜塔的静谧、科隆大教堂的斑驳……都相继深深地印入了他的脑际。光阴荏苒，转眼之间，孔良法专攻陶刻已近30个春秋。30年的努力，他总想把自己的所学、所思、所见、所闻糅和在一起，将他们表现在紫砂的每一笔每一划上，但进入这样的所谓“化境”是件不容易的事。

　　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那道水。面对自然、面对古人的作品，每个人经历的不同都有不同的体会和感受。正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只有热爱生活，对生活有火一般热情且进行执着追求的人，才能创作出具有蓬勃生机的作品。

　　宜兴紫砂陶几百年传承，有它自身的规律。紫砂陶刻是紫砂装饰中最有人文价值的装饰手段，既不镶金也不嵌银，素面素心，可它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是其他装饰手法无可比拟的。紫砂陶刻不是古代书画作品的照搬，“应物随形”有一个“壶化”的过程。“壶化”就是要根据器皿大小、形状的不同恰到好处地进行装饰。“穷思竭虑，融‘万趣’于一壶。”孔良法告诉记者。

　　“韵”是判别一件艺术作品优劣的主要标志，“气韵生动”是每一件艺术作品所要追求的目标。陶刻中的刀法当然也有雅俗之分，孔良法将富于情感、具有生机的每个点画在器皿上刻划出来，该重则重，该轻则轻;该疏的地方要疏，该密的地方要密，做到轻重分明，错落有致。

　　如今，随性流畅的草书、泼墨写意的山水、笔走龙蛇的陶刻，在孔良法的作品中得到了有机融合，但他仍以一种近乎痴迷的状态不断地学习、领悟，进而创作。“‘功在壶外’，陶刻的传承与弘扬离不开传统文化，唯有不断提高自己各方面的修养，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他说。

　　宜兴紫砂一曰技，二曰艺，三曰道。人谓道者，师法自然，心想手随，勃发而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紫砂陶刻艺术是孔良法的毕生追求。

　　“要用工匠精神去打造每一件作品，传递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孔良法说，“同时，敏锐创新、勇于担当，带动更多的人加入陶刻队伍，履行自己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和行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