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景舟在文革中

　　作为一个手艺人而非政治家，要说顾景舟对“文革”的到来，有着某种“山雨欲来”的预感，那是牵强附会的。但是，从1950年代后期开始，他对愈来愈浓的政治空气，内心多有抵触。每一次政治运动，能不表态的，他肯定三缄其口。实在要表态的，他尽量少说。“祸从口出”的典故，他是知道的。困惑与迷茫，则常常以一笑了之的方式来排遣;了解他的人知道，那种笑，是苦笑;一种难以掩饰的消沉，贯穿在那几年的日常生活里。而“文革”的最终到来，让他的内心，有一种直面兵火的感觉。

　　泥凳上的水笔，是做壶的一种工具。有时，友人来访，随口聊到当下的“时政”，顾景舟总是警觉地看看左右。他不想让朋友出事。但要他说违心的话，他又不肯。于是，敏感的话题，他就用水笔写在泥凳上，待朋友看清内容，又蘸一下水，一笔勾销。

　　“伪保长”问题，终于浮出水面。当时，紫砂工艺厂已经有了不止一支“造反派”组织。原先的厂行政班子，被迫不再主事。顾景舟并不知道，早几年，就有人在他背后，用“伪保长”说事。可事实是，当年顾某人不但拒绝“上任”，连保长“办公”的门址，他也不知晓。然而，新掌权者们指出，为什么当时偏偏选中你顾景舟，而不是别人来当这个伪保长?你没有上任，谁能替你证明?即使真的没有上任，也并不能表明，你一点也没有替伪政权出力。至少，你有了这个伪保长的身份，当时会得到某种保护吧。

　　今天的人们，可以说这种荒唐的推理，是推理者们心理阴暗的写照。但在当时，则归于崇高的“革命觉悟”。

　　一日，顾景舟的工作室门上，出现了一幅标语：打倒伪保长顾景舟!徒弟们看到了，非常气愤，随即撕了下来。而顾景舟脸色煞白，久久无语。又一日，顾景舟工作室里，居然出现一幅漫画，一只放壶坯的套缸上，栖息着一只老虎。旁边还有一行歪歪扭扭的打油诗：壶坯进套缸，终日懒洋洋;为何不敢晒太阳，老虎坐在套缸上!

　　无非是形容顾景舟壶做得少。拙劣的创意，包藏着被扭曲的用心。“文革”本身，就是大江东去、泥沙俱下。这背后，不排除过去艺人之间若隐若现的门派角力、恩怨矛盾。要说这时纯粹有人在陷害顾景舟，那是对历史语境的无知，然而，要说在此过程中，个别人没有一点借力打力，没有一点挟公权泄私愤，那同样不符合历史事实。

　　顾景舟被告知，他“靠边”了，按今天的概念来理解，那比被“边缘化”分量还重。

　　既然“靠边”，也就被剥夺正常工作的权利。最初的日子里，厂里的一应会议、活动，他也无权参加。

　　在一张数十年后被发现的色泽泛黄的紫砂壶设计图纸一角，写着这样一行小字：1966.9.21配制，景舟。

　　这表明，“靠边”的顾景舟还在悄悄地工作。或许身边的人并不知道，他们的顾辅导是不可能放下手中的笔的。

　　七个老艺人里，遭到劫难的，还有蒋蓉。新当权者们认为，她在抗战时期与敌伪有染。而命运最惨的是吴云根，他的难以说清的“历史问题”和倔强的脾气、以及病痛的折磨，导致他最终死于非命。

　　兔死狐悲。顾景舟心里最难过的，莫过于价值观的被颠覆。传统文化中的那些经典，一直被他奉为圭臬，一夜之间，全部被贬为封建糟粕。上海传来的消息称，吴湖帆、来楚生、唐云等人的书画作品，都被红卫兵批为“封建黑货”。自己一生读了那么多的书，基本属于“毒草”一类。他真正吃不透这个到处一片红光的社会，到底要把大家领到哪里去?最终，他只能关紧心灵的大门。沉默，还是沉默。过去在家里，一旦展开朋友赠他的书画，一边欣赏着，心里就特别开心，仿佛可以与朋友对谈、交心。而现在收拾着他们的字画，感觉朋友们是在他这里避难了。他要把他们藏好。

　　一夜之间，所有的紫砂壶上，都不能打作者的名款了。据说，这是为了破除“名利思想”。做雕塑的，除了塑造领袖像，别的题材基本禁止;茶壶类，不管大小方圆，必得镌刻领袖语录，抑或革命口号、豪言壮语。花卉鱼虫、山水景观之类，一律废止。由此，题材单一、牵强附会的情节故事，每天在紫砂厂层出不穷地延续。

　　紧接着，窑里烧出了次品。反正不打印款，也不知道是谁犯的错。施福生急得跳脚，有什么用?老施啊，一边歇着去吧。有人如是说。

　　但老艺人们着急，长此以往，如何了得?临时抱佛脚的办法是，给每一位制坯者编号，在壶坯的盖子里面，统一盖上正楷的阳文小木印，壶底，则镌上阴文木印，以示区别。

　　后来，又觉得光是编号也不行，于是除了编号，还允许打上“中国宜兴”，或者“宜兴紫砂”的方印。

　　这便是后来被收藏家们一度追捧的“文革壶”。

　　顾景舟被停止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事实上，紫砂厂技术业务上的事，还是离不开他。

　　就尊敬而言，职工们对他，还跟过去一样;所谓的造反派里，绝大部分人，也不过跟着乱起哄而已。顾景舟等人倡导的紫砂手工镶接诸法，还在正常的生产中使用。顾氏制壶的理念，从来没有“靠边”。他的壶，还是经典;生产上的疑难问题，还是绕不过他。规矩不成，何堪方圆?七个老艺人树立起来的一代正气，还占领着紫砂厂的主场。

　　由此，一个结论出来了：“文革壶”除了题材单一、政治色彩浓烈等特点外，无论泥料、制法、烧成等，与之前历史相比，并不降水准。

　　不可能不做壶，就像不可能不吃饭一样。但如何在壶底打印，在顾景舟，颇费思量。

　　徒弟张红华回忆，当时，顾辅导坚持在壶盖里打上自己的小印章，说，我做的东西，必须打我的印。而壶底，他也不随大流打那种千篇一律的“中国宜兴”木印，他嫌那印章刻得太糙，太缺乏艺术性，太配不上他的壶了。即便必须是同样的款样，他也请了一位镇江的金石家朋友，专门为其治一方印，儒雅，清隽。他认为，印款之于紫砂壶，理如书画之印款，如果做不到相得益彰，那便是对艺术的作践。后来，为了与大路货的“中国宜兴”有所区别，他还专门用一方“宜兴人”的印章，打在壶底。

　　1968年，紫砂工艺厂接到一笔大宗“水平壶”业务。订户要货甚急，而刚进厂的许多艺徒，尚未掌握以手工来捻壶盖上的“的子”。顾景舟站出来，说，“的子”的事，我和汉棠包了。

　　数以千计的水平壶，全部由顾景舟把关。此壶后来俗称“文革水平壶”，据徐汉棠回忆，虽然当时顾辅导精神上很压抑，但工作上，半点不肯马虎。由于他在把关，这批水平壶质量很高，当时出厂价4角钱一把，后来，收藏市场上涨到3000元一把。

　　精神上的郁闷难以排遣，那是必然的。自己喜欢的东西，京戏，字画，古籍，都变成了“四旧”。无聊，漫无边际的无聊，导致频繁地抽烟;咳嗽也不管。妻子徐义宝让他少抽，根本劝不住。无奈，徐义宝三天两头去丁蜀大桥的桥堍下，去找一个卖甘蔗的老汉，把买下的甘蔗请老汉榨成汁水，让顾景舟喝了润嗓。

　　一日，上海友人陈正安悄然来访，此公在解放后一直担任“铁画轩”经理，经常来宜兴公干。他带给顾景舟一样东西，用旧报纸包裹得严严实实，打开一看，顾景舟吓了一跳，竟是来楚生画的一本册页，山水，花鸟，无一不精。内附一纸便函，是毛笔所书急就章，大意是现在风声很紧，但是，一个书画家能不创作吗?手痒，情之所至，涂鸦是自己愿意的。画完，放在家中不保险，万一被红卫兵抄去，得不偿失。还不如给顾兄私下玩玩。记住，千万不可让它露脸，免遭祸害，云云。

　　顾景舟感慨，遂请陈正安捎带宜兴红茶一斤，宜兴砂锅两只，并附书一封，表达自己感佩之心。

　　陈正安看到顾景舟烟抽得凶，知道他当年肺不太好，建议他戒烟。顾景舟说，心烦的时候抽几口，可以解闷。陈正安说，那既然这样，还是抽好一点的烟吧。当时，上海出产的“牡丹”“大前门”香烟，是紧俏品，市面上根本买不到。少量的烟，也要凭票供应，那是少数人的专利。而顾景舟每月能收到陈正安带来的“大前门”香烟，偶尔还有“牡丹”牌，那恐怕是全中国当时最好的烟了。偌大的紫砂工艺厂，烟民何其多也，大多数人，只能抽一毛三分钱一包的“大铁桥”，而顾景舟常常把他的“大前门”烟分给身边的人抽。大家以为，顾辅导的上海朋友，可能是烟草公司经理。天知道，陈正安是个老实人，并无神通之术，他三天两头去上海地下“黑市”溜达，那里的烟价，自然贵出许多。为此，陈正安在那里结交了几个朋友，所以他买到的烟，会比一般的黑市烟便宜。一直到后来，顾景舟才知道，当时陈正安为了让他能抽到上海烟，费了多少心血。

　　背菜谱。据徒弟们回忆，百无聊赖中的顾景舟，能一口气背出几十种风味菜肴的菜谱。“文革”期间，物资供应非常紧张，不但荤腥之类，就连豆腐素食，也要凭票限量供应。老百姓的饭桌上，实在乏善可陈。工余时间，顾景舟和徒弟们在一起，有时就用背菜谱来满足一下“口福”，同时，也是训练自己的记忆力。徒弟们记得，顾辅导背得最多的一道菜谱是“兰花地衣痴虎鱼”，每次背诵，像背宋词一样，抑扬顿挫，一个字也不拉下。

　　地衣50克，熟鞭笋300克，痴虎鱼肉250克，火腿20克，新鲜菜苔10克。盐5克，味精2克，豆油适量。

　　鞭笋尖部，用刀划开成兰花状，码入盘中;痴虎鱼肉加盐腌制少许，皮面朝下，撒火腿末、地衣末及菜叶末，每片均匀摆放，呈墨绿、金黄、鹅黄三色。码于鞭笋之上，撒盐、味精适量，上笼蒸熟，出笼后滗出汤汁，上锅烧开，勾芡打入明油，淋于菜上即可。此味鲜美细嫩，色泽艳丽而令人开胃。

　　这道宜兴名菜，顾景舟多次背诵其菜谱，在徒弟们看来，肯定是他喜欢的。其中，食材里的地衣，是宜兴丘陵山区潮湿地带的一种苔藓，爽滑可口;痴虎鱼，又名土步鱼，肥头硕体，刺少，肉质肥美细腻，平时潜于河底，似呆状;对水质要求甚高。当时，宜兴的每一条河流都是清澈的，不像今天的河道环境，痴虎鱼几乎绝迹。而鞭笋，是宜兴南部竹海的一种“山珍”，说白了，就是状如鞭形的嫩竹根，其味，比毛笋更鲜，且筋道。

　　有一次，徒弟周桂珍想尽办法，终于买来了这道菜的全部食材，把顾景舟请到家中，说，顾辅导，今天您不用背菜谱了，给您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机会，烧一道“兰花地衣痴虎鱼”给我们大家尝尝。

　　“理论联系实际”是当时的一句时鲜话，就像我们今天流行的“与时俱进”“接地气”一样。

　　顾景舟毫无准备，自嘲道：我只能纸上谈兵啊。

　　在徒弟们心目中，百古精通、样样皆能的顾景舟，像“露怯”这样的字眼，是不可能安放在他身上的。他家的食品橱、椅子，都是自己手艺，连筷子，也可以用竹子削出象牙筷子的质感。但是，难得一进厨房里的顾景舟，好比走入了一个“盲区”，全然没有了做壶时的从容快捷、井然有序，虽然不曾手忙脚乱，但至少显得笨拙无序，失却了平时的淡定，且满头大汗，让人感到一种亲切的滑稽。

　　现在知道了，唯一可以让顾景舟“笨拙”的地方，是厨房。

　　结果，最后还是周桂珍“救场”，让顾景舟和大家吃到了一道可口的风味菜肴。

　　平淡的生活，值得记述的事情，能有多少呢?某日，蜀山南街一老宅拆建，泥瓦匠从墙壁的夹层里拆出一把缺了壶盖的老壶，顾景舟闻讯赶到，一看，竟是一件邵大亨的掇子壶。虽然壶盖缺失，但壶身的气度依然，当是大亨早年的一件力作。他不动声色，找到老宅主人，要求把壶借回去“看看”。之后的半年里，他不止一次地想给这把残壶配个壶盖，这等于是与大亨在精神上的一次链接，或曰制壶语境上的一次沟通。但当时政治形势依然紧绷，老壶，属于封建时代的东西，紫砂工艺厂里，就连一只紫砂花瓶，也要镌上“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之类的流行语。况且，即便配好了壶盖，放进窑里烧成，要经过几道“关卡”。做“私货”，是要倒霉的。

顾景舟作品：《玉璧提梁壶》

　　于是只得作罢。

　　可以想象，许多个安静夜晚，面对一把残壶，顾景舟解读着壶上的大亨气度。想那古人伯乐，尤爱奇骏，即便是给他一匹马的尸骨架子，或许他也能解读出它生前的彪悍威猛。对古人传器，顾景舟曾经给出三种等级的评价：精品、神品、逸品。精品多多，神品稀罕，而逸品，旷古难得。大亨壶虽然缺盖，但顾景舟依然可以领略到它逸品级的完美。

　　一份平常日子里的欣喜，来自茶叶专家张志澄。上世纪70年代，一个星期天，他邀请顾景舟和高海庚两家，去他安在宜兴林场的家里玩。高海庚还从附近驻军部队借来一辆吉普车，两家人浩浩荡荡开进山里。据高英姿回忆，那次远足，让两家人非常开心。尤其顾景舟，茶园，林圃，菜园，溪涧，林子深处的居屋，都让他兴奋开怀。其时，张志澄研制的“阳羡雪芽”绿茶，以及“阳羡金毫”红茶，已然名声鹊起，他住宅旁边的果园里，梨树上，竟然结着硕大的苹果，金黄的柿子非常甘甜。就连山野里清新的空气，也让顾景舟感叹不已。特别是，张志澄还悄悄塞给顾景舟一本紫砂古籍《阳羡名陶续录》，说，这下，你有事情做了。顾景舟一看，如获至宝。早年，他曾经读过明人周高起所著《阳羡名壶系》、清人吴骞的《阳羡名陶录》等紫砂典籍。而吴骞的“续录”，则是存世不多的紫砂古籍中至关重要的一部。漫长的“文革”，让大把的时间属于顾景舟，默读，进而抄诵，又可借机习字。其实，这种细雨润物式的温习，贯穿了顾景舟的一生。

　　据徐秀棠回忆，他当时曾亲见顾景舟一笔不苟地手抄了这本古籍，时在1973年，顾景舟58岁。所谓识见，要的是学术的支撑。后来，顾对身边的人说，此书的价值，在其所辑录的谈丛、文翰部分，其中记录了陈维崧、李斗、沈铭彝等诸多文人墨客关于宜兴紫砂陶的随笔诗章。这在别的古代文本里，极为鲜见。

　　文化程度低，或许是历代紫砂艺人的软肋。当时，能读通此类古籍，且融会贯通于自己的制壶理念之中的，除了顾景舟，当真不多。张志澄觅得此书，简直是奇功一件。而顾景舟在“文革”的峰谷低处，得以将书置于枕边床头，夜雨秋灯，慰心且启智，也是一种机缘造化。

　　父亲顾炳荣，于1968年冬天去世。顾景舟极其哀痛。顾老爷子一生嗜茶，临终前，让景舟泡一壶酽茶到榻前，艰难地抿下一口，用平生最后的游丝般的力气，说出一个字：香。

　　即撒开手，气断息绝。

　　论抟壶，他只是平庸之列，但他一生最成功的作品，是儿子顾景舟。

　　3年后，1971年，也是严冬，母亲魏氏去世。顾景舟请假回家尽孝。当时，农村人很少照相，悲痛中的顾景舟，找出两张父母的旧照片，让青年紫砂艺人何道洪去“陶都照相馆”洗印放大。拿回的照相袋上，印着当时流行的“毛主席语录”。早年何道洪曾在顾景舟身边学过艺，他回忆说，顾辅导很珍惜这两张照片，父母去世那几年，工余，有时会拿出照片来，久久凝视，默然不语。

　　1973年，“文革”的势头已然出现颓萎。严冬回暖的迹象，于偏安一隅的顾景舟来说，并非从报端嗅出端倪，而是从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又将紫砂作为国礼开始。顾景舟频频被厂方召去，领受制作国礼作品的任务。那时，对顾景舟这样的技术权威，当局内部有一个专用术语，叫“控制使用”。东边日出西边雨，顾景舟能感受到某些权贵们阴阳脸背后的叵测心机。一日，北京友人冯其庸悄然来访，令顾景舟大喜过望。对政治舞台上的“小道消息”，顾景舟并无太大兴趣，但冯其庸说到，《红楼梦》又可以“内部出版”了，且毛泽东要求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此书“起码读五遍”的轶闻，让顾景舟感到，当局在某些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政策，或许正在调整。冯其庸还告诉他，“文革”中，他的珍藏本《红楼梦》曾被红卫兵抄走，并作为“罪证”展览。他担心，此书极有可能被毁掉，便悄悄从朋友处借来一部影印的庚辰本《石头记》，用从荣宝斋买的宣纸和10支狼毫笔，完全依照原著行款，脂批则用朱笔。白天挨批斗，晚上即抄书，用时七个月，一笔不苟抄完全书。写完最后一笔的那个凌晨，他百感交集，赋诗一首：

　　《红楼》抄罢雨丝丝，

　　正是春归花落时。

　　千古文章多血泪，

　　伤心最此断肠辞。

　　顾景舟听罢，眼睛微微发红。说，其庸啊，我不如你，我不如你!我只抄了一部小小的《阳羡名陶续录》。

　　当即，把抄写的手稿拿给冯其庸看。

　　冯其庸看了，也拍案称绝。

　　惺惺相惜，此为一绝。

　　顾景舟感慨地说，我要开始做壶了。

　　在一般人看来，《红楼梦》与顾景舟做壶，实在找不出什么关系。但是，当你知道，一本古典名著的命运，与一个群体的命运，从来是维系在一起的，你就明白了。这个严苛的时代，连一部《红楼梦》也容不得，那么，研究与崇拜《红楼梦》的人，生活还有什么质量?甚至，生存还有什么意义?

　　而冯其庸手抄《红楼梦》，无疑给顾景舟的精神上带来了莫大的快慰。

　　“上新桥”和“雪华壶”，便是这段时期的原创作品。

　　“上新桥”，扑面而来的感觉，是耳目一新。壶钮，变成了一座“新桥”，无疑它具有江南水乡的品质，但它又不是石拱桥的形状，上面是平的，略带弧度，有玉器感，而非平坦之平。用宜兴人的方言来形容，那就是“玉觉觉的”，为什么要用两个“觉”?那是加强的意思。假设，你能站到桥上，会看到桥的周遭，即壶的身筒，是一圈一圈的水波，灵动的波纹，便是壶面的构成。那是韵律般的动感。壶把的顶端，也是平的，那是与壶钮的呼应。把圈上的飞扣设计成小舟，更是点睛之笔。宁静的小河泛起圈圈涟漪，一叶欸乃扁舟，划向石桥。波纹，桥钮，舟形飞扣，是一种巧妙组合，形成一种气韵生动的审美效果。

　　水纹，大写意的灵动。一切都在静谧的线条中完成。上新桥，多么素朴、简练的名字。寓意不言自明。你要往彼岸去，就要通过新桥，它在等你;走过新桥，就是彼岸了，希望，一直在那里，朝你张望。

　　那么，“雪华壶”呢?六方型。做这把壶前，顾景舟问徒弟们，你们知道，雪花是什么形状的?李昌鸿回答，六方形。顾景舟点头赞许，说，观察仔细。

　　一片雪花的形状。世界上还有比雪花更轻盈、更莹洁的东西吗?顾景舟就是要用雪花之轻，来体现乾坤之重。方器。层层叠起。或许，他要营造一座紫砂的楼宇，或是构造一座紫砂的宝塔。它应该有巍峨的器宇，是简洁的繁复，是严密的疏朗，是细微的宏伟。线条的出处、来路、转圜、过渡，都一目了然。

　　此壶用本山绿泥，自黄龙山出;窑里烧成，嫩金黄色，温润如玉，这是顾景舟理想中的美妙境界。凉台静室、明窗松风，晏坐行吟、清谈把盏。壶把，如满弓，蓄势待发;壶嘴，窈窕娉婷，一拂处，令江湖失色。

　　口与盖，严合适度;壶嘴出水，一注如虹;盈尺而不浮花，无论赏玩、实用，皆很相宜。

　　1973年快要过去的时候，顾景舟曾给上海老友戴相明写过这样一封信：

　　相民兄：

　　九月一别，转瞬三月余。送去了一九七三年，迎来了一九七四年，新春岁月匆匆，吾等已是花甲碌碌。时间如恒，堪慰知己。随着年事之增长，倍思老友之相聚珍贵。春节假日降临，企盼兄能来蜀(山)小叙。今日厂中汽车载货送沪，弟托我厂供销股许景劭同志带上茶叶一包，内春茶一级炒青一小包，又另一小包出口二级碎红(茶)。区区微意，聊助吾兄假日清品可也。

　　……

　　弟疏懒，未能时相函候，叨情幸谅是荷，草此即颂，阖府新禧!

　　弟 景洲奉

　　从字面上看，这只是一封普通的书札。当时的“文革”背景下，修辞问候都有固定格式，几乎所有人的书信，抬头必言领袖语录，结尾必致革命敬礼。其时有很多笑话，如男女恋爱写信，也得写上，“最高指示：‘互通情报。’”夫妻之间的书信，通常用的领袖语录是：“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信的结尾，一定要致以“无产阶级革命敬礼”。

　　而顾景舟的这封信，采用了从右到左的竖行旧式风格，信笺用的是毛边纸，毛笔书写，满满二页，一笔不苟;叙事与问候的格式，除了称带茶叶的许姓同事为“同志”外，全部延续了民国语调。

　　这封信，可以读出顾景舟内心的文化语境，一点也未受到“文革”的污染。说其性情刚烈，亦可窥见一斑。问候老友，言语质朴，自然带出他对岁月流逝的感慨，但并无伤感的唏嘘。

　　此后，1974年，他还为老友唐云配了两把老壶壶盖。当时的传递人汤鸣皋回忆，唐云托他将两把被红卫兵抄没后发还的缺盖老壶，带交顾景舟，请其配盖。临行前，他特意叮嘱汤鸣皋，一定要对顾讲，是抄没发还的。顾景舟听了，深深点头，他懂得这句话背后的深意。

　　那两把壶中，一把为“汉铎壶”，铭文为：“汉铎，以汉之铎，为今之壶，土既代金，茶当呼荼，赧翁。”另一把是“笠翁壶”，铭文为：“茶已熟，雨正濛，戴笠来，苏长公。赧翁题。”皆为清代书法高手梅调鼎所刻画。唐云自称壶痴，但有壶玩，鬼神不惧。这两把壶，装在两只自制的布套里。从上海带到蜀山。顾景舟捧着壶，心头生起些许暖意，唐某人传递给他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发还”，意味着纠错，意味着价值观的重新评估。他认为。

　　梅调鼎，字友竹，号赧翁，清代山林隐士，书法独绝，不肯流俗。是陈曼生之后，又一位文人参与紫砂的典范。这两把老壶上的梅氏书法，节奏舒和，气息调匀，骨势开张，举重若轻。顾景舟读罢，很是心仪。配壶盖，一要看对象，二要好心情。这一次，既是友人所托，又承接古贤脉意，蕴义双重，不在话下。他不声不响，选泥料，反复配制;进窑试片，花了半个月，才把壶盖配好。老壶新盖，如旧雨新知，又如前世今生的合缘，更是在一个特殊年代、用一种特殊方式，表达的一种特殊默契。

　　一种感觉是，严寒似将过去，虽然春天还远。梅花的清馨，则是关不住的。就是在这个特定的季节，顾景舟突然抛出了一壶四杯四碟九件套的“咏梅茶具”。

　　在顾景舟的制壶生涯中，素器为主，花器甚少。一种流行的说法是，顾景舟看不起花器，故而少作。还有一种振振有词的观点，说顾景舟只会做光素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