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后期紫砂壶的外销

　　咸丰、光绪末期，紫砂壶文化没有什么发展，此时的名匠有黄玉麟、邵大享。黄玉麟的作品有明代纯朴清雅之风格。擅制掇球。而邵大享则以浑朴取胜，他创造了鱼化龙壶，而此壶的特点是龙头在倾壶倒茶时自动伸缩，堪称鬼斧神工。在稍后的20世纪初叶，由于中国资产阶级蓬勃兴起，商业的逐渐发展，宜兴紫砂自营的小作坊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诞生了一些制壶名家，其中又以冯桂珍、俞国良、吴云根、裴石民、顾景舟、王寅春、程寿珍、朱可心、蒋蓉等人最为著名。而此时的紫砂壶也向东南亚外销。

　　清代除顺治、康熙及雍正年间的部分年代实行了较为严格的海禁，其后近两百年间的海外贸易基本上是开放的。尤其对于南洋地区的欧洲殖民地国家，甚至允许他们到除了广东之外的闽、浙、江海关贸易。据《道光厦门志》记载：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十八年(1783)、五十一年(1786)，嘉庆十二年(1807)、十四年(1809)，西班牙的商人万利落、郎吗叮、郎安敦、郎万雷、郎棉一等，就从吕宋(菲律宾)运载大批东南亚特产到厦门贸易，然后从厦门运回包括土茶在内的十余种中国产品到吕宋，使厦门对外贸易进人极盛时期。乾隆二十二年(1757)后，从福建、浙江、江苏沿海港口出海贸易的商船仍是不少。又据《皇朝政典类纂》记载乾隆二十九年(1764)，准“浙、闽各商携带土丝及二蚕湖丝往柔佛诸国贸易”。据统计，道光九年(1829)，到新加坡贸易的中国商船共9艘，其中从广州去的1艘，潮州去的2艘，上海去的2艘，厦门去的4艘，共载货47000担。道光十年(1830)从广东的潮州、海康、惠州、徐闻、江门、海南，福建的厦门、青城，浙江的宁波，江苏的上海、苏州等地驶往日本、菲律宾群岛、苏禄群岛、西里伯群岛、马六甲群岛、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新加坡、马来亚半岛、暹罗、安南、柬埔寨等地贸易的中国船只达到222艘。

　　在如此频繁的经贸往来中，茶叶以及泡茶所需尤其功夫茶法所需紫砂壶是出口商品的重要部分。陈椽先生在《茶业通史》中分析的个中缘由是“侨销促进外销”，即华侨带动了中国茶叶和茶具在南洋的消费。华侨下南洋的历史要追溯到元灭南宋后，“一些宋朝遗民以及一些忍受不了异族压迫的爱国人士和劳动人民纷纷渡海到南洋各国谋生，茶叶也就随移民在南洋市场大量出现了。”明初郑和七次率领船队出使亚非各国，中国与南洋之间的贸易更发达了，茶叶输出也更多了。经过清初的海禁之后，上文所述福建、广东商船重新与南洋各国贸易，从中国运出的货物主要还是陶瓷和茶叶。《茶叶通史》说，当时侨销茶叶主要以青茶为主，如马来西亚、印尼、越南、缅甸、泰国等地主要消费闽南闽北出产的青茶。而这些青茶冲泡主要是以盖碗和紫砂壶或潮汕手拉坯为主。所以，随着茶叶的大量输出，紫砂壶必然成为重要的附属品出口到东南亚地区。这从近年来从南洋打捞上来的多艘沉船的文物上得到了证明。1985年，英裔澳人哈澈发现1752年(乾隆十六年)在新加坡港东南方沉没的捷达麦森号(Geldermalson，又称南京号)并将其打捞，约十件紫砂壶随即出土。另有1822年1月(道光元年)在南洋沉没的泰兴号(TekSing)上出土了更多紫砂壶。这批紫砂壶中数量最多，也是最值得注意的是一批功夫茶壶，其形制多达十种，基本涵括了功夫茶具的主要品类。胎质以朱泥为主，偶有少量紫泥。其艺术特征和闽南地区清墓出土的朱泥壶完全一致，都是宜兴产销，底款多写刻诗词，并署“孟臣制“行书阴文款。1845年(道光年间)左右在南洋沉没的迪沙如号(Desaru)是在19世纪40年代航行于中国与南洋间载运陶瓷货物和木质商船。其出水文物也有宜兴出产的陶瓷缸瓮和紫砂壶，其中有三百把较完整的紫砂壶和更多紫砂残片，估计当时船上约有八百把紫砂壶，多为紫泥，形制比较单一，绝大部分是较小的梨形壶和直流扁腹壶，底款也多是通行的孟臣款，是较为低端的日用商品壶。从这些出土紫砂壶可以看出，这些砂壶多为南洋华裔需求而制作，为冲泡功夫茶所用，承袭了福建及潮汕茶俗。考虑到清代中国与南洋的经贸关系之密切，商船来往之频繁，可以想到当时外销至南洋的紫砂壶数量之多。

　　另有出口泰国的磨光壶在清中、晚期非常盛行。它是将烧好的成品紫砂壶进行打磨、抛光，加工好的作品光可照人，有“贡局”款和“利兴”款，时称“车光茶壶”，畅销一时。这些外销泰国磨光紫砂壶多为泰国富裕人家所制，一般为小圆壶、圆筒壶、水平壶，大多在壶嘴、口钮、盖沿等处镶上金边或其它金属，有的配以金属提梁，部分作品的底款为泰国文字或图案，整壶显得珠光宝气、富贵华丽，充满异国情趣。“贡局”款铜把软提梁为这类壶的代表，它是赵松亭于光绪年间所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