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克勤：遇到一位好老师比一个好学校更重要

　　严克勤，1956年8月出生，祖籍南通。国画家、文化学者。现任无锡广播电视台台长，硕士研究生，高级记者，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中国传媒大学、北京电影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客座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理事。其艺术思想主张回归传统，恢复中国艺术传统的自信与自觉，尊崇文人画风，追求写意画的真率淳朴，其书画作品多次入选全国美展，出版有《21世纪有影响力画家个案研究(严克勤卷)》、《严克勤水墨画选》(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等画集。对明清文人艺术有专门研究，著有《仙骨佛心——家具、紫砂及明清文人》(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等专著，主张从文化史、思想史和生活观解读传统文人艺术。注重地方文化与艺术史的梳理研究，编辑出版有《无锡历史文化的源脉品》、《发现无锡》，及《风流千年——无锡籍著名画家、书法家》等大型画册。

　　提问：安琪

　　回答：严克勤

　　时间：2010年11月28日

　　地点：无锡书画博物馆

　　教师月刊：严老师您好!和大多数1950年代生人一样，您没赶上好的读书环境，那么，智慧启蒙之初的小学生涯是怎样度过的?

　　严克勤：说老实话，我这个人只有小学三年级水平，因为文革开始的1966年，我刚好读小学三年级。学校停课闹革命了，父母也被打成走资派关了起来，这对年幼的我是一个很大的心灵冲击。那时候，唯一可以给我安慰的就是读书。无论拿到什么书，我都会没日没夜、如饥似渴地读，当时很多书是不允许看的，我就偷偷摸摸地看，越是紧张越是兴奋，越是兴奋越想往下看。我记得1968年的岁末，我借到一本线装本《石头记》，正好被从牛棚里放出来的父亲看到，他立即没收了我的书，结果我发现他竟然也在偷偷地看。

　　教师月刊：您说您是小学三年级的水平，难道后来没有再上学了吗?

　　严克勤：后来倒是上了，但可以说基本是自学为主。不过我还是要感谢我的中学老师，只要是不那么重要的课，他们都允许我溜之大吉，让我到学校图书馆看书。一系列苏联名著像《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以及那几部中国古典名著，都是在那个时候读完的。记得当时借到一本《唐诗一百首》，如获至宝，赶紧回家誉抄，原诗用正楷摹，注解用自由体誊，我到现在还保留着这部手抄本。

　　教师月刊：您记忆最深刻的老师有哪些?

　　严克勤：很多的，从小学、中学直至大学，都有的。他们大多数人都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自身处境很是艰难，但对我这样有一些求知欲的学生还是尽自己所能悉心呵护。像当年学校图书馆里的那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张老师，就是他常常把我反锁在图书馆里的，我因此才得以在书海里尽情地畅游。中学时代还有一位姓陈的老师，在我插队下乡前的一天晚上，特地赶到我家，将一本《怀素千字文》拓本送给我。陈老师的其他藏书都被抄走烧光，唯有这本字贴藏在灶膛灰里才保存下来。他还嘱咐我下乡后要用心临贴，莫忘学习。还有一位，丁老师，他曾千里迢迢来到我插队的地方，督促我莫忘学业，一定要有志于未来。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可谓弥足珍贵。还有，因为爱画，我有缘结识了无锡画家吴永康、尹光华等老师，吴永康是徐悲鸿的学生，尹光华是秦古柳的学生。当时，他们结交了不少文化名流，像冯其庸、钱松岩、朱屹瞻等，年少时的我在边上听他们谈艺，耳濡目染，受益匪浅。特别是听冯其庸先生谈红楼，谈明清笔记文学，谈他几次去新疆寻找唐三藏取经之路的经历，谈他对汉碑的看法等等，至今记忆犹新。

　　教师月刊：您似乎很少谈及学校层面的话题，而主要是教师。

　　严克勤：可能吧。记住一所学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记住了老师。当然，我不是说学校教育不重要，一所好的学校，它有好的学风、好的学习氛围，这对学生的成长是很重要的，但有时候我也觉得，遇到一位好教师比上一所好学校更重要。

　　教师月刊：您觉得现在的教师辛苦，还是您那个时代的教师辛苦?

　　严克勤：各有各的“辛苦”吧。我那个时代的教师“辛苦”是因为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精神压力很大。现在的教师“辛苦”是因为没完没了的考试、分数和录取率。两种“辛苦”都带有浓厚的时代特色，不可同日而语。

　　教师月刊：您觉得还有哪些因素与学生的成长关系重大?

　　严克勤：除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与人交往、向社会学习也很重要。社会就是一个大课堂，也是一位好教师。我小时候人家一直说我少年老成，为什么?因为我都是跟比我年长许多的人交往，这种与年长者的交往可以给我学校不能给我的东西。现在的孩子，往往学校、家庭两点一线，对社会的认知实在太少了，这样的孩子进入社会以后往往会不适应，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教师月刊：父母在您的成长过程中对您施过压吗?

　　严克勤：在我家里，母亲负责我们的生活，父亲负责我们的教育。我父亲是一位既“严”又“宽”的慈父，现在都85岁了，还经常检查我一段时期以来做了什么、学了什么，可算是真正的“管”到家了，但这种“管”不是采取施压的方式来实现的。我父亲是私塾先生出身，我小的时候他常常给我开书单，都是些经典文学作品，让我背，当然也少不了那个时代的毛著“老三篇”。还让我练毛笔字，他在旧报纸上打上格子，然后督促我写。父亲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自己也常常临帖。可能因为我是长子，我们兄弟姐妹三人中父亲对我的要求要高一些，而他的一些言传身教的方法让我终身受益。我赞同父母是以言传身教的方式来教育孩子的。父母不能一味地对孩子施压，尤其是现在的孩子，脆弱而敏感，粗暴的教育方式往往会适得其反。

　　教师月刊：如果您的孩子读书成绩不好，您会怎么样?

　　严克勤：我的儿子不是死读书的那一类，他凭小聪明，成绩在班上不是很好，老师也常常会提一些意见。我对孩子总是以鼓励为主，给他自由发展的空间。对于孩子在学校没有得到一百分、成绩没有拔尖等等从来没有苛责过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会放任自流，我更多的是注重对孩子综合素养的培育，如道德意识、人文精神，等等。我觉得，孩子具有优秀的道德品质、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健全的人格、积极开朗的性格，比获得好的分数重要得多。

　　教师月刊：看来您在家庭教育上是有自己的独到心得的。

　　严克勤：我觉得呢，家庭教育要牢牢抓住孩子12岁之前的这段时间。以我的孩子为例，在他12岁之前，每逢寒暑假，我总是列出一系列名著名篇让他阅读，还让他背诵唐宋经典散文，同时要求他学会解读，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他学会学习的方法。我曾经给儿子买过一本书，《虚掩的门》，他非常喜欢，至今都会拿出来翻翻，这本书很值得孩子们阅读，它可以让孩子早一点知道一些生活哲学。除此之外，我也比较注意让孩子多参加体育活动，这是培养孩子健康身心的基础。我还经常带孩子去北京、上海等地参观书画展，欣赏经典歌剧、话剧、音乐会等，我们父子之间还经常就此展开一些讨论。不管孩子能吸收多少，我相信，我所做的这一切对孩子人文素养的养成一定是有益的。我是这么认为的，孩子在12岁之前的这段时间是父母产生教育作用的最佳时机。

　　这个年龄以后，孩子的主观意识就逐渐增强了，学校、同学、社会对孩子的影响也在逐渐增强，这时候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就不能太主观了，而是要转变为朋友式的启发和引导，很多事情要慢慢放手让孩子自己去决定、去做。

　　教师月刊：现在社会对中小学教育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上的缺失议论很多，不知您是怎么看的。

　　严克勤：有一个现象值得教育部门关注，就是现在民国课本开始风靡。叶圣陶主文、丰子恺插画、1932年版《开明国语课本》重印本卖到断货。同期重印的老课本系列在网上收获好评一片。这是为什么?有一个专家团队，经过考察得出这样的结论——小学语文教材存在着四大缺失，也就是经典的缺失、儿童视角的缺失、快乐的缺失、事实的缺失。照我说，还要加上一个最根本的“缺失”，就是文化的缺失。教育应该承担传承传统文化的重任，然而就目前的中小学教育来看，太过功利化的课本、应试教育的环境、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教学方式，已经使这个功能日趋减弱。说得严重一点，今天的所谓教学，几乎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

　　人们之所以重新推崇这些老课本，正是因为回过头来看到了传统文化的价值，人们开始反思我们现在的教育中传统文化的缺失，开始意识到我们在向西方文化学习的同时更要注意汲取传统文化的养分。

　　教师月刊：2009年三联书店出版了您的文化专著《仙骨佛心》，读来认人不禁惊叹于您的广博学识。

　　严克勤：《仙骨佛心》从表面上看是讲明式家具，讲紫砂壶，其实是借着明式家具和紫砂壶这两个“道具”讲了几个意思，其一，是明清知识分子闲适生活背后的中国文人的文化生活方式;其二，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美的历程”，所以它也是一部有关美学的书;其三，我们在品味形式美的同时还要善于理解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其四，在紧张的现代社会生活中应该学习一下明清文人的“放下”，在“放下”当中让人生拥有简约、朴素、达观之美。因为它是另一个意义上的“美的历程”，势必要讲到这两个“道具”形成的历史渊源、文化渊源、美学渊源，以及它们与园林、戏曲、绘画、书法、明清小品、诗词等等中国传统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

　　这种关系是需要打通的，是要融会贯通的。这自然需要熟读、理解、消化很多的书，，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不是为了写书而读书，而是在读了大量的书、有了很多的积累和感悟之后，以一种不表达不足以为快的感觉去写作。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钱钟书先生关于“通感”的观点，就是《管锥编》面所讲的“通感”，它可以使我们感觉到很多看似不相关的东西其实都有着内在的联系，紫砂壶、明式家具看似并无关联，但一个“简”字可以把两者勾连起来，而这个“简”字又和中国人的哲学观、宗教观、文史观、文学观互融共生。

　　教师月刊：陈丹青因为博士招生制度愤而辞职。同为画家，你认同他的这种态度和做法吗?

　　严克勤：我认为陈丹青辞职是对现代教育制度中某些不完善之处的反叛，我理解他，同时，我又不赞同他。选择离开谁都可以做到，为什么不留下来以一己之力去改变它?比如，就因为北京电影学院当初破格录取了张艺谋，这才有了张艺谋的今天。如果陈丹青选择留在美术学院，他作为博士生导师，完全可以用他的实践、用他的影响力去改变某些东西，让更多张艺谋式的人才得以脱颖而出。采取回避是不可取的，勇于面对才值得赞赏。批评一种现象比较容易，改变一种现象要难得多。逃离一种现象比较容易，逆水行舟要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