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施、文旦的源与流的杂说

　　一、关于西施

　　“西施壶”，完整的称呼应该是“西施乳壶”，简称“西施”或“西施乳”。这个壶型在紫砂壶的史料中是有明文记载的，而且，最早做这个壶型的，以笔者的管见，当属徐友泉。

　　日本明治时期的研究中国紫砂的学者奥玄宝，在明治甲戌年(相当于清同治13年)所著的《茗壶图录》中的“式样”篇章里，就有关于西施壶的记载：“式有数样，曰小圆、曰菱花······，美人肩、西施乳······”。

　　民国年间，由紫砂藏家兼紫砂史学家李景康、张虹合著的紫砂史研究非常重要的一部专著《阳羡砂壶图考》中，记载徐友泉时写道：“又，友泉尝为吴梅鼎父延揽于家，穷年累月、竭智殚思，制有云罍、螭觯、汉瓶、僧帽、苦节君、扇面方、芦席方、诰宝、圆珠、美人肩、西施乳、束腰菱花、平肩莲子、合菊、荷花、芝兰、竹节、橄榄六方、冬瓜丽、分蕉、蝉翼、柄云、索耳、番象鼻、鲨鱼皮、天鸡篆珥诸式。”徐友泉，名士衡，友泉是他的字，明万历(1570年-1619年)人，生卒年不详。从供春(明正德、嘉靖年间1506年-1566年，生卒年不详)做出第一把有史可考的树樱壶到徐友泉的年代，中间只不过隔了50-70年左右，经历了赵梁、董翰、袁锡、时朋(时大彬之父)“四名家”以及时大彬这两代人。徐友泉是时大彬的弟子，这样算来，他应当是紫砂壶史上自供春之后的第四代人物了。笔者翻遍了自己所能接触到的紫砂典籍，尚未发现徐友泉之前有谁做过西施壶的记载。因此，笔者认为，到目前为止，徐友泉是有史记载做过西施壶的第一人。

　　李、张二人关于徐友泉做西施壶的说法，其实源自明末时人吴梅鼎的那篇激情飞扬、文采横溢的《阳羡名壶赋》。吴梅鼎出自官宦世家，在紫砂壶历史上是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其曾祖吴仕，字克学、一字颐山，号拳石，江苏宜兴人，明正德甲戌(1514年)进士，官至四川参政。号称紫砂壶鼻祖的供春，就是吴颐山少年读书时的家童。吴颐山少年时曾到宜兴金山寺闭门读书，家童供春在服侍少主的同时，偷学金山寺僧制作紫砂壶的技艺，不经意当中一个不小心就成了中国紫砂壶史上大名鼎鼎的一代祖师。吴梅鼎的父亲，更是把徐友泉请到自己的家中为其研制紫砂壶(是否开签约陶手的先河，待考，呵呵)。由此可见，吴梅鼎一家祖孙几代与紫砂壶结下了不解之缘。正是由于这种长远的家学之源以及深厚的紫砂学识造诣，那篇空前绝后的《阳羡名壶赋》才让他写的是那么的情真意切、多姿多彩!尤其对于徐友泉更是浓墨重彩，大加赞许，甚至用“技而进乎道”来肯定友泉的功力。文中说：“若夫综古今而合度，极变化以从心，技而近乎道者，其友泉徐子乎。”接着，吴梅鼎谈到其父与友泉的关系，“缅稽先子，与彼同时”，并提到他父亲请徐友泉来家做壶，“爰开尊而设馆，令效技以呈奇”，而徐友泉在他家做壶是相当认真的， “每穷年而累月，期竭智以殚思”，正是由于徐友泉的殚精竭虑、一丝不苟，加上他的紫砂功力，做出了许多作品，吴梅鼎写道：“尔其为制也，象云罍兮作鼎，陈螭觯兮扬杯。仿汉室之瓶，则丹砂沁采，刻桑门之帽，则莲叶檠台。卣号提梁，腻于雕漆，君名苦节，盖已霞堆。裁扇面之形，觚棱峭厉，卷席方之角，宛转潆洄。诰宝临函，恍紫庭之宝现，圆珠在掌，知合浦之珠回。至于摹形象体，殚精毕异。韵敌美人，格高西子;腰洵约素昭青镜之菱花，肩果削成采金塘之莲蒂。菊入手而凝芳，荷无心而出水。芝兰之秀，秀色可餐，竹节之清，清贞莫比。锐榄核兮幽芳，实瓜瓠兮浑丽。或盈尺兮丰隆，或径寸而平砥，或分蕉而蝉翼，或柄云而索耳，或番象与鲨皮，或天鸡与篆珥。”此中提到的一大堆名词，都是形形色色的紫砂壶款名，其中“美人”、“西子”指的就是美人肩、西施乳。吴梅鼎的父亲与徐友泉这么相熟，梅鼎本人年幼时必定和徐友泉过从甚密，说不定徐大师在做壶时顺手丢一块泥巴让小梅鼎玩玩，那也是人之常情、顺理成章的事(呵呵，纯粹本人演绎)。因此，吴梅鼎记述徐友泉摹形象体、殚精毕异而作美人肩、西施乳，笔者认为当可采信。

　　除了徐友泉之外，还有一位史料有载，做过西施壶的，当属沈子澈。清吴骞编辑的《桃溪客话》载：“子澈胜国名手，至其品类则有龙蛋、印方······、美人肩、西施乳······”，还说：“子澈制作，力追友泉，所制壶式，亦多相类也。”沈子澈是明末崇祯年间的紫砂好手，晚于徐友泉，他的作品基本都是徐友泉做过的型款，创意上就大大打了折扣了。

　　徐友泉、沈子澈，都是史料有载做过西施壶的，其他的历代名家、工手是否做过，笔者知识浅陋，不敢妄下定论，但是我想，做过的可能性应当是相当大的。只不过考据重的是实据，哪怕只言片语都是必须重视的根据，所以，笔者斗胆认为，徐友泉应当是有史料记载的做过西施壶的最早之人了。

　　说了半天，一个很大的问题跟着来了：西施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史料所载仅仅局限于文字，从未描述过具体的形状，吴梅鼎也只是象征性的提到，美人肩、西施乳是“摹形象体”而来的。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西施壶和文献记载的西施壶是否同一回事?这是笔者遇到的一个大问题。对于西施壶，古代文献，基本不见图形;实物传器又不会说话，古人又没有在壶上直接刻写壶名的习惯。所以，西施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笔者在此有请高人指点了。(注：关于以壶名为款的问题，清中以后似乎有些出口器在盖内刻上壶名，以水平壶居多，文革期间也有以壶名为款的做法)。

　　现在我们大家所说的西施壶，笔者以为主要是以王寅春、顾景洲所做的西施壶为蓝本，顾式较之王式，总体上大同小异，前者清秀、后者丰满。但是，一、倒把(古称反鋬);二、短椎流;三、乳形的盖子加身筒;四、截盖;五、乳头形的壶扭，这五大造型要素，王式和顾式两者都是一样的。王、顾之后的艺人所做的西施壶，基本都是沿用这款型制。当然，也有一些例外的，他们试图做一些创新，所做的作品脱离了前面“五大要素”，但还是不离“乳”这个母题。

　　这里，笔者提出一个看法，王寅春、顾景洲都是从传统中走过来的艺人，传统功底根深蒂固，他们所做的传统器型应当是可以作为依据的。如果这个论点成立，那么，西施壶就有了一个实物的大体标准(五大要素)，我们按图索骥，似乎就可以看出西施壶发展演变的一些端倪。以此为蓝本，笔者所见载之于文献资料的，最早的实物图片，是明晚期(天启、崇祯年间)的沈君用所做的一只红泥粗砂小壶，底款：大明天启丁卯君用制(天启丁卯即1627年)。此品西施壶“五大要素”俱全，身筒颇似景洲款的西施，只是流略长些、倒把打开的幅度略大些，此壶图片收录在《阳羡砂壶图考》的下卷。

　　入清以后的西施壶也零星见到一些图片，不过，这时出现了一款实物量颇大的、被现在许多人称为文旦壶的紫砂壶品。

　　二、关于文旦

　　今人所谓的“文旦壶”，较之西施壶，身筒略为收紧些，也略高些，其他如：倒把、短椎流、截盖、乳头形的壶扭等造型要素和西施基本一致。西施和文旦是一是二?众说纷纭。有说西施、文旦其实是一回事，文旦是西施的雅称，因为西施乳西施乳的叫总不太文雅，还是文旦入耳一点。也有说文旦、西施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丁是丁卯是卯，风马牛不相及，文旦是出自对一种水果-文旦柚的模拟，和西施乳则是对女性乳房的模拟，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到底如何?笔者考诸文献典籍，没有发现有提到“文旦”这一型制的，也未见任何有关“文旦”的文字记载的蛛丝马迹，这一点和考查西施壶的现象大不相同。到此，笔者试图在文献上找到依据的做法卡壳了。

　　纵观所谓的“文旦壶”，在清中和清晚期出现的较多，这些壶的底面落“文旦”款，以红泥小壶居多，尤其以当时出口的红泥器为主。同一个时期，还出现了为数不少的落“孟臣”、“逸公”、“思亭”、“允公”、“君德”、“谦六”等名款的紫砂壶，无一例外的都是以红泥壶居多，而且，这些名款还跨越沿用了好几个朝代，清初(较少)、清中、清晚直至民初都有。以至于后人直接以名款来称呼其壶，于是诸如：孟臣壶、逸公壶、思亭壶、君德壶、文旦壶便沿袭至今。其实，“孟臣”、“逸公”、“思亭”、“允公”、“君德”、“谦六”、“文旦”等确有其人，只是不见史籍记载、或者记载不全罢了。据说，孟臣姓惠、逸公也姓惠、思亭姓陆、君德姓张、文旦姓李，他们都擅长制作某一个或某几个壶型，所做的东西市场接受度很高，导致后人竞相模仿。

　　关于文旦壶，还有一点需要考虑的，就是那些底款落上“文旦”的，到底指的是壶名，还是作者之名?从传统上说，紫砂壶的底款，有诗词款、人名款、堂号(斋号)款、店号款等等，应该没有直接以壶的名字落款的。还有，“文旦壶”，是出自对水果文旦柚的模拟吗?这里说个小故事，福建的莆田地区是出名的文旦柚产地之一，笔者曾在那里下过乡。为了搞清楚当地人到底是怎么来称呼文旦柚的，笔者特别请教了当地的朋友。当地人称呼文旦柚为“抛”，或者直接称“柚”，上了年纪的人称“抛”的为多，年轻些的称“柚”为多，没有人以“文旦”或“文旦柚”来称呼的。让他们用文旦来称呼柚子，他们反而觉得怪怪的，别扭得很。这实在让我大跌眼镜，也引起笔者的思考。“文旦”二字用来称呼柚子到底始自何时?如果清代就是这样称呼了，那么说“文旦壶”和“文旦柚”有关联的可能性应该是有的。如果清代对这种柚子的称呼不是叫“文旦柚”，那么“文旦壶” 和“文旦柚”的相关性就很小，甚至不可能了，因为，那时所谓“文旦壶”的底款上，就已经赫然落上“文旦”二字了。

　　笔者比较认同：“文旦壶是名叫文旦(或者托款文旦)的作者所做的西施壶”这一说法。原因除了前面所说的之外，还有一点，就是西施壶的造型五要素在文旦壶中都是一样的，文旦壶和西施壶最大的差异，在造型上说，就是一个高些、挺拔些，一个矮些、丰满些。这种差异不是造型上的根本差异，因为它们的视觉要素都是一样的。造成差别的原因，笔者个人认为因该是紫砂壶艺师本身对女性乳房美感的不同理解，以及艺师本身对形式美的个性差异所带来的不同演绎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