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紫砂壶的价格

　　山谷《壶中乾坤》记载：“朱凯长(注：即朱可心)二十岁时，总算出师独立了。” “就在这一年，江浙战争爆发了。”这是1924年的事。其后，“窑户老板们还是用标价评出高低：范臣(承)甫壶(注：指鱼化龙壶)每把银洋一圆贰角，朱凯长壶四把银洋伍圆”。

　　民国时期明清大名家的紫砂茗壶的价格节节升高。1928年储南强先生收得供春款失盖树瘿壶，当时大家都认为是真品。储先生请现代制壶名手裴石民配盖，并在壶盖子口外缘刻了两行隶书铭文：“作壶者供春，误为瓜者黄玉麟，五百年后黄宾虹识为瘿，英人以二万金易之而未能，重为制盖者石民，题记者稚君。”所谓“英人以二万金易之而未能”，是指当时英国一家博物馆派人来商量，希望储先生出让供春壶，代价是二万美金。

　　鲍建南的《千奇万状信手出——冯桂林艺传》中，亦有对壶价相近的记载：民国10年(1921年)，利永公司在蜀山开办“利永陶工传习所”，冯桂林幸运地拜名噪一时的范承甫为师傅。“冯桂林谦虚诚恳，很得范承甫欢喜。范承甫将自己最成功的代表作品‘合棱’、‘合桃’、‘合梅’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冯桂林。”1924年冯桂林从传习所毕业。“几年之后，冯桂林的‘合桃’更趋纯熟，壶价一升再升，甚至超过了范承甫。范承甫‘合桃’壶价每把保持银洋一圆伍角左右，而冯桂林后来所制‘合桃壶’价每把银洋一圆捌角。”冯于民国15年(1 926年)经师叔范锦甫推荐，成为吴德盛陶器行的客师。这证明了上述合桃壶的价格是在1924年至1926年之间的价格。

　　而《艺高德馨风范永存——记已故著名紫砂艺人王寅春》(盛畔松)，则记录着这样的壶价信息：“上海陶器商——厂铁画轩的老板戴小三(注：即戴国宝)也专程赶上门，要求包销王寅春的小水平壶，每把报大洋一圆，并说王寅春的作品做多少要多少。”戴先生谢世于1 926年冬，故此壶价当为此前之报价。

　　综合上述三篇文章提供的壶价信息，可以得知1926年左右，宜兴紫砂名人的壶价，大壶，如鱼化龙壶、合桃壶等在1.2～1.8圆之间：小壶，如小水平壶在1圆左右。

　　大路货的紫砂器当然不会如此值钱。倪洪林主编的《紫砂鉴赏及收藏》一书中记：“到了民国21年(1932年)，紫砂从业人数已达600多人，全年共烧140窑，年产量220万件，年产值约42万元。”以此估算，平均每件紫砂器的价格仅为0.19元。不过这是大小、精细不论的价格了。

　　抗战时，紫砂产业一片萧条，同时物价飞涨，许多紫砂工匠包括一些已经成名的艺人，不得不适应潮流，量产制作，致使名人名作质量不能稳定。而顾景舟却不追求数量，“一年也只做10把到20把”。“由于顾景舟的壶坯质量上乘，且少，因此他出手的价格比别的高手都贵，自定价是一担米(150斤)一把(时价十元银圆一担米)。现今九十九岁高龄的华荫堂先生当年就出过两担米的价格买过顾景舟的一只洋桶壶。”(引自徐秀棠、山谷《紫砂泰斗顾景舟》)

　　依据诗人、学者、科学家陈明远先生在《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中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各地银圆购买力的研究，1926年1块银圆的购买力大约折合人民币30～35元左右。宜兴的物价当然会比大城市低一些，也许能达到40元吧。按此折算，其时范承甫的鱼化龙壶值今人民币48元左右、合桃壶值60元左右，朱可心的鱼化龙壶值50元左右，冯桂林的合桃壶值72元左右;王寅春的小水平壶值40元左右。

　　以1926年上海1银圆可以买16斤大米的购买力折算，此时顾景舟的壶价每把在今人民币400～800元左右。

　　《紫砂泰斗顾景舟》还这样写道：1946年下半年，徐祖纯接了为“全国省银行第六次座谈会”制作纪念壶的任务，他将制坯交给顾景舟，“每只壶坯的价格大约相当于一块多银圆，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 因为当时不少紫砂高手有着相当水准的壶坯只卖毛把钱一只”。据徐祖纯回忆，大约每把法币若干元， 自己得六成，顾景舟得四成。估算下来，每把仿鼓纪念壶的价格当在四块银圆左右。其时通货膨胀加剧，法币不断贬值，一块银圆的购买力大约合今人民币30元，即每把仿鼓壶的价格只合今人民币1 20元左右，壶价比抗战时期缩水70%—85%。

　　民国时期，紫砂艺人制作的茗壶，价格比清代有所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