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与茶文化

　　晋商在清代的贸易流动中，很有特色地进行过茶树培植、茶叶加工及运销等工作，为我国茶文化的发展与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清人衷千说：“清初茶时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首春客至，由行东赴河口欢迎。到地将款及所购茶单交点行东，恣所为不问，茶事毕，始结算别去”（《茶事杂咏》）。
　　为了保证茶叶货源与茶叶质量，山西商人曾在福建武夷山区，通过“行东”（代办代理商）以包买形式控制一些作坊，要求对方按照自己的要求进行茶叶加工。也就是说，有一些茶叶作坊是置于晋商的监视之下。但是，咸丰三年（1853）以后，因为太平天国革命，晋商去福建的茶道受阻，茶叶商业受到影响。后来，晋商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曾发现湖北武昌府的崇阳、蒲圻两县接壤处的羊楼峒、羊楼司一带具有栽植茶树的天然前提。便指导当地人栽植茶树和制造红绿茶之法，使这一带逐渐成为晋商新的茶叶产地。据史料记载，以种茶、制茶（加工）而著名的羊楼峒，前清咸熟年间，“晋皖茶商住湘经商，该地为必经之路。茶商见该地适于种茶，始指导土着土偶，教栽培及制道红绿茶之法”（戴啸州《湖北羊楼之茶叶》）。在咸丰、同治时期，蒲圻、崇阳等地人在晋商的指导下，已能够制作上好的绿茶。山西商人还将红茶加工技术传播到鄂东南乃至鄂北、蒲、崇等县。咸、同时期的茶叶，大多是散装，晋商收购后，还要进行较大工程的包装。
　　到了光绪年间，蒲圻地方开始制作砖茶。最初的砖茶压制法比较简朴，属于民间简朴机械加工，出产规模也较小。其方法是：置茶叶于蒸笼中，架锅蒸之，倾入模型中，置木制压榨器中，借杠杆力压榨，移时，在模中托出，放于楼上，听其天然干燥。这种木质压榨机逐日仅可制作60筐茶叶，合90担。操纵不便，平压效果不良，厚薄不平均，四角边沿往往因压力不达而泛起残缺，既不整齐，又多损耗。不外它将茶叶的制作由散装转变为有外形的砖条，标志着一种新产品的开始。后来晋商又在木压机的基础上发明创造出一种铁压机，收到了省力、省工、产品光洁整洁、节省原料的效果。不外仍属于手工功课范畴。
　　晋商在晚清基本上控制了湖北的茶叶出产特别是对武昌府属各县的制茶业，往往是按照晋商的要求进行加工，然后由晋商同一收购。砖条虽为茶农产品，却要贴上晋商的商标，并写上监制的字样。也就是说，茶农是代晋商出产，井且由晋商预先付一笔加工订金，晋商具有包销商的性质。到光绪中期，晋商逐渐在蒲圻等地建立了茶叶加工厂，进行较大规模的出产。据海外资料称：“山西茶商每年（在茶楼峒）常设临时办事处，开设工厂该地数千农夫及其家族从事制造砖条”（威廉·马克斯《茶叶全书》中译本上册165页中国茶叶研究社版）。第二次鸦片战役以后，沙俄以不同等的《北京条约》取得特权，向中国进行经济渗透渗出。同治二年（1863）以后，俄人接踵在汉口、福州、九江等地开设茶厂。同治四年（1865）后，英国商人又在台湾和福建开办茶厂。洋人利用机器出产茶叶，对晋商的茶叶出产造成了威胁。
　　在湖北的晋商为了与洋商进行贸易竞争，也开始对茶叶工厂进行改造。光绪十九年（1893）前后，晋商开始使用气压机和水压机制作砖条。光绪二十三年（1897）又从英国购进烘干机设备，炼制出了色味俱佳的茶叶。
　　茶叶是一种经济作物。晋商在湖北大量植茶、制茶主要是以出售为目的。运销地区主要是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广东、陕西、甘肃、新疆、青海等省和俄、英等国。恰克图从雍正年间辟为国际商埠后，到道光时已有茶庄一百家左右，皆为晋商经营，其中闻名的晋商商号有大德玉、大升玉、大泉玉、锦泰亨、锦泉涌等。乾隆以来中俄茶叶商业日盛。
　　据统计，嘉庆五年（1800），由恰克图销往俄国的茶叶达279900俄磅，合250多万斤，道光以后，商业数额又大增。从道光十七年到十九年（1837——1839，每年销往俄国的茶叶均匀为8071880俄磅，合700多万斤，几乎全是晋商经销。威丰初年中俄茶叶商业额仍旧保持着良好的势头，每年销给俄国的茶叶达15万箱，有900多万斤。这时，晋商对俄商业尚保持着很大上风，具有商业的主动权。可惜昙花一现，因为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陆路互市章程》，取得了天津互市权、低税率与内地采购土货以及加工制作等特权，使俄商运茶本钱大大降低，山西茶商利权被夺，气愤但愿顿减。尽管山西商人在对俄商务衰退的过程中，曾进行过顽强的斗争，也取得过较好效果，但终究因当时国际环境不良和清政府的腐朽，未能持续发展。到宣统元年（1909），俄国又单方面公布对在俄国的华商实行重税。使对俄商业的山西茶商又陷入困境，直至清终。
　　尽管晋商的茶叶商业，在同治、光绪年间发展不顺利，行动维艰。但他们对于中国茶叶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有过积极的作用。他们在湘鄂地方首先培植与加工制造红茶，供给华北、西北人民饮用，并使红茶饮誉俄国，把中国的茶文化传播到了海外。俄人记述道：中国红茶的商业，使“涅而琴斯克边区的所有居民不论贫富、年长或年幼，都嗜饮砖条（以红茶为原料）。（该）茶是不可缺少的主要饮料，早晨就面包喝茶，当作早餐。不喝茶就不去上工。午饭后必需有茶。天天喝茶可达五次之多，兴趣喝茶的人能喝十至十五杯。不论你什么时候去到哪家去，必然用茶款待（瓦西里·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游记》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而且“所有亚洲西部的游牧民族均大量饮用砖茶（红茶），对常把砖茶当作交易的媒介”（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商业史资料》第二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晋商与与湖广茶农培育和制作了最适合俄国和西亚人喝的红茶并积极组织出口外销，使俄国与西亚、东欧国家人民之嗜茶风气与日俱增，“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西亚与东欧游牧民族的糊口习惯或饮食结构，使东方文化进一步‘西渐’”（李三谋《近代晋商与茶文化》《史志研究》1996年第一期）。可以说，历史上的晋商不仅对中国茶叶的出产、运销作出了贡献，而且对中国茶文化在国内外的传播施展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