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在北京举行了开国大典并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那一年：
任淦庭61岁
吴云根58岁
裴石民58岁
王寅春53岁
朱可心46岁
顾景舟35岁
蒋 蓉31岁
王石耕28岁
徐汉棠18岁
李昌鸿13岁
徐秀棠13岁
蒋淦春13岁
李碧芳11岁
沈籧华11岁
凌锡苟11岁
高海庚11岁
许成权11岁
葛明仙11岁
潘春芳11岁
谭泉海11岁
吕尧臣10岁
吴 震10岁
何挺初10岁
咸仲英10岁
曹婉芬10岁
范洪泉9岁
范盘冲9岁
蒋淦勤9岁
储立之8岁
谢曼伦8岁
汪寅仙7岁
何道洪7岁
周桂珍7岁
张红华6岁
程 辉6岁
鲍仲梅6岁
毛国强5岁
周尊严5岁
潘持平5岁
顾绍培5岁
沈汉生4岁
夏俊伟4岁
鲍志强4岁
许四海4岁
你以许还会问：“还有一些我所熟知的工艺师呢？”也许不用我们回答，你也知晓答案：他们的年岁比共和国要小。尽管这样，但百年紫砂却在承上启下的传承中诉说着旧中国和新中国的沧桑变迁。那么，何不让我们走进那段历史，令我们回味以1949年为中心的前后的那些人物和那些故事呢？
解放以前，万恶的旧社会是黑暗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压迫下，人民的生活是疾苦的，紫砂艺人又岂能例外？在那时，紫砂匠人被认为是低下的没有前途的职业。民国初年和中国历代时期一样，人们普遍信奉依靠读书走进仕途的理想人生道路，顾景舟的父亲顾炳荣就一直反复告诫他的儿子：“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而对女子来说，做紫砂更是没有前途的行当，在那时的人们看来，依靠稳定可靠的婚姻博得人生的幸福才是值得推崇的，对此，
蒋蓉大师曾回忆道：“虽然我们家几代都是做紫砂的，但到了我父亲那辈，由于社会状况不好，紫砂特别是花货已经不受欢迎了。蒋家几辈人的努力依然没有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而且，当时潜洛村的陶艺人家，靠手艺过活的也几乎都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所以父亲认为做紫砂是没有前途的，希望我嫁个好人家、过上好生活是有道理的。但我从小是个拗脾气，认准的事就一门心思去做。”不过社会的黑暗并没有摧毁紫砂艺人对待紫砂技艺的乐观心态，
蒋蓉接着回忆说：“那时，家里很穷，经常揭不开锅。我们最快乐的时候是村上来乌篷船的时候。因为乌篷船是从老远的县上来的，它会带来很多东西，包括食物和日用品等。那天乌篷船来了，但是船上没有米，只有一船乌枣。家里已经几天都没生火了，弟弟妹妹们都饿急了。父母亲没有办法，只得用几个月辛苦烧制出来的紫砂器换了这一船的乌枣。满船的乌枣给我和弟妹们带来些许快乐，我们不知吃了多少，饿扁的肚子都吃圆了。有生以来，我头一次感觉到紫砂的珍贵，隐约中也头一次感受到劳动的价值和劳动给人的喜悦。于是，第二天一大早，我走进父母的作坊，要求学做坯，以便能换取更多的乌枣。就这样开始了我的紫砂之路。”而对于那时还处少年的顾景舟来说，本来还算比较充裕的家境突然中落，读书的道路看来是行不通了，因此，17岁的顾景舟便滞学在家随祖母邵氏学做陶壶，开始了他的紫砂之路。
民国初年，宜兴紫砂壶生产已形成磨泥、制胚、刻字、装烧和包装等专业分工。产品分粗货、细货、上档货三类，每类分正、次两级。其时，“利永陶器公司”技师程寿珍制作的“
掇球壶”、“
仿古壶”，在“巴拿马国际赛会”获奖。其时，宜兴窑场的紫砂业，先后研制出低火釉的古铜色、天青色、雨过天晴色釉料，制成墨绿色、紫檀色泥，创造了吹釉、挂釉、贴花、印花等加彩技法。采用宝砂磨光技法，使紫砂表面光滑如镜，时称“车光茶壶”，运销东南亚各国。民国14年（1925），宜兴川埠上袁村赵松亭，集资办“复兴窑”，烧制“贡壶”，供应茶坊酒肆。其时，较著名的陶刻匠师有韩泰、路兰芳、邵云如、陈少亭和
任淦庭等。民国15年（1926），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多式陶刻茶具获金奖。民国19年（1930），比利时“列日国际博览会”，紫砂壶器获银奖。紫砂名手程寿珍、俞国良、汪宝洲、范福奎，所制“
掇球”、“
仿古”、“
传炉”、“柿壶”和“大
东坡提梁壶”，在美国芝加哥举办的“世界工艺博览会”上，获优秀奖章。值得一提的是上个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上海经济繁荣，古玩市场生意奇好，一些商店、公司为了追求更大利润便聘请高手
仿古做旧，紫砂是其中一个很热门的奇类，由于那时国外很多博览会盛赞紫砂，导致那时的紫砂陶器倍受海内外藏家青睐，因此，那时很多紫砂匠人投奔沪上
仿古制壶，例如早期，裴石民于1926至1927年间在江左臣的介绍下到上海为古董商仿制紫砂古代作品，而
王寅春则于1935年在上海从事
仿古制壶。
民国26年（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宜兴，紫砂厂房炸毁，龙窑相继破坏，交通阻绝，技工失业流散，生产中断，整个紫砂陶业几乎陷入后继无人的境地。期间很多谋取出路的年轻紫砂艺人纷纷效仿前辈走出宜兴赴上海寻求发展，譬如仅以顾景舟和
蒋蓉为例：当时适逢年轻的顾景舟被聘至上海郎玉书之郎氏艺苑，专事
仿古制陶。而到了民国31年（1942年）左右，他又被聘至上海标准陶瓷公司当模型技师，当时先后还有
蒋蓉也被聘用至标准陶瓷公司。按照他们的说法是不想无至尽地去做
仿古壶。不过，上海的岁月对于这些年轻的紫砂艺人来说并不顺意，由于标准陶瓷公司的老板贩卖日货，投靠汪伪政权，他们便在1943年至1944年之间先后结束了上海之行。对顾景舟而言，返乡的1944年是贫困漂泊的一年，他以制壶用印含“萍”字暗寓漂泊不定之意；而对于
蒋蓉则是因贵人重返沪上之年，她因范敬堂而于期间重赴上海虞家花园里做起了花盆技师。而在宜兴，到了民国33年（1944年），整个蜀山窑厂全年所产的紫砂壶不满千把。到了1945年抗战关键的一年，顾景舟在家乡以为人定制
洋桶壶为生，而
蒋蓉则以虞家败亡之际又不得不重返家乡，结束了自己短暂的沪上生涯。
日本投降之后，当时腐败的国民政府开始试图挽救紫砂业在日军占领期间的凋敝景遇。因此，当时的中国合作事业协会扶持紫砂行业，相继建立了蜀山第一陶器生产合作社、川沪上袁村壶缸生产合作社，1947年12月，由宜兴蜀山第一陶器生产合作社制作的紫砂壶在“江苏省第一届合作杜产品展览会”荣获了特等奖。尽管这些局面较抗战时期有发展的迹象，不过由于当时国民政府腐败无能造成的物价飞涨，销路阻滞，紫砂从业人员竟只剩20余人博胚制壶。此后，丁蜀地区仍主要生产“贡壶”、“瓢壶”、“
四方”、“
六方”等粗货茶器，至1949年紫砂行业面临全面倒闭的危机。
1949年4月23日，宜兴解放。解放后初期，百废待兴，那时也是宜兴紫砂萧条的几年。不过，那时也是一些日渐成熟的紫砂艺人开始零散授艺的岁月。解放前飘零制壶的经验给了他们很多艺途中的精神财富，而返乡后居家的景遇也给了他们提升艺技的孕育之机。随后，人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紫砂生产得到恢复。1950年11月，宜兴成立了紫砂产销联营处，并多次组织紫砂产品参加城乡物资交流会、展览会，这令紫砂销路逐渐扩大，扭转了解放前日渐凋敝的格局。至1951-1953年，紫砂生产逐步得到发展。紫砂壶器在“华东土特产展览会”、“全国民间工艺美术品展览会”展出，均受好评。在“华东地区民间工艺美术品观摩会”上，紫砂名手
朱可心作壶艺表演，裴石民“上松段茶具”获优秀奖。
1954年和1955年是宜兴紫砂在解放后关键性的两年，为什么是在那时呢？原来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宣布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因此，在人民政府的规划和支持下，社会各界将流散各地的紫砂从业人员组织起来，拨出资金改造原有生产设备和工厂。期间，宜兴蜀山陶业生产合作社便顺应时代潮流开始组织建立，裴石民、吴云根、
朱可心和施福生等七人组建紫砂工场（隶属于汤渡陶业生产合作社），承制中国美术家协会订购的高档茶具，有“
松鼠葡萄茶具”、“竹春茶具”、“
合菱茶具”、“
供春茶具”和“二节
竹段茶具”等，
任淦庭、吴云根、裴石民、
王寅春、
朱可心、顾景舟、
蒋蓉等相继以各种形式参与和加入。期后，紫砂生产工场转为紫砂工艺合作社；而到了1957年，他们被评为“紫砂七艺人”。同年，紫砂开始恢复出口。1958年（也是大跃进运动开始的那年），蜀山陶业生产合作社、宜兴合新陶瓷厂与上袁、潜洛二十八家紫砂手工业户合并，建立“宜兴紫砂工艺厂”，宜兴紫砂工艺厂正式成立，当时有职工2067人，先后创制“
牡丹壶”、“卫星壶”等，为北京人民大会堂承制咖啡茶具，各类壶器运销苏联和波兰等五十多个国家。可以说，1955年到1958年期间，现在我们所熟知的紫砂工艺大师都在那时相继进厂跟随老艺人学习制壶。试举几例：1955年，
李昌鸿、沈籧华、
高海庚进厂随顾景舟学艺，同年李碧芳、许成权、
曹婉芬进厂跟随
朱可心学艺，而
潘春芳则入
朱可心、
王寅春门下；1956年，
汪寅仙、葛明仙、
何挺初、
范洪泉进厂随吴云根学艺；1958年，
谭泉海进厂随
任淦庭学艺，同年，
吕尧臣、
吴震进厂随吴云根学艺，而
何道洪则进厂相继随
王寅春、裴石民学艺，其年，
周桂珍则进厂先后随
王寅春、顾景舟学艺。实际上，19世纪50年代的师徒师徒承传制形成了非常巨大的良性效果，按张守智教授的说法：
“解放后60年的紫砂发展在中国陶瓷产区是最健康的，大家知道在计划经济年代，我们刚刚解放的时候，我们群众的生活是面临的是有和无的矛盾，有没有粮食吃，有没有衣服穿，布票粮票供应券，当时中国陶瓷生产也出现了一个当时轻工业后解决全国陶瓷供应问题，那就是景德镇得解决新疆西藏内蒙每个人5个饭碗，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还是补贴的，整个陶瓷行业还是国家补贴生产的，老百姓如果说是1毛钱一个饭碗，事实上，国家要补贴一半。但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陶瓷机械代替手工，全国出现了这个情景，但是惟独宜兴紫砂，在计划经济年代，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无形文化资产的手工艺，因为紫砂材料本身的性能，机械化生产不成功，而宜兴紫砂，因为大家知道陶瓷历史很大，而陶瓷现代教育很短，仅仅是解放前到解放后的60年，但宜兴紫砂从解放初期到现在，一直我们这个7位老艺人，包括顾景舟、
蒋蓉等，一直师徒承传的紫砂工艺厂，今天有这样好的成果，这个企业从生产方式上一直是计件工资，在座的大师都是这样，作为紫砂行业的传统工艺是全世界极其特殊，离开宜兴紫砂，全世界包括中国没有这样的成型工艺，在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后，紫砂中学从初中到高中毕业，进了紫砂厂，经过三年的严格师徒培训，所以打下了宜兴紫砂这一代人的这么好的成果和成绩，实际上这是紫砂教育的承传和院校教育的结合出现的这样一个好局面。”
那么解放后紫砂工场的氛围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可以在
周桂珍大师的一次访谈中窥见答案，她对来访者说：“我在1958年进厂，之前还在紫砂中学学习。当时实际是半工半读的，同时也学做紫砂壶。那时候呢，说实在话，还小，十五、六岁，也没学到什么。那个时候是大跃进嘛。不过总是知道了什么是紫砂和紫砂壶。真正学做紫砂壶是1958年开始的三年学徒生活。我们一般学满三年后，然后再独立开始从艺。1963年，紫砂厂改计件制，就是不发固定工资了，你做一把壶拿多少钱，多劳多得。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对我们技术上的提高是很有帮助的。你做一件产品，才能拿一件的钱，当时的质量关也卡得严，扎实的基本功，应该是那个时候练下了。那时，我从紫砂学校到了
王寅春老师的班组里面，在他的班里面学的是基础，做普通的商品壶。进班之后，顾景舟老师每个礼拜要上我们工作室去。工作室有二十几个人，也就是一个班组。他每次去，一有机会我都不放过要向他请教。顾老在观察，看哪一双手，哪一个人，有培养的前途。我们那时看顾老操作，无论是哪一个动作，无论是用哪一种工具，他都不同于一般的艺人，他用他的技术教学的过程中，我们觉得更容易懂，那时我从顾老那里也学到了难得的技术。而
王寅春老师不太爱说话，我们只能站在他旁边看他如何做。王老师的年纪也要大一点。可以说我的成功是受顾景舟先生的影响更大一点。但是开始学艺的时候是在
王寅春老师班上，也得到了
王寅春老师的指导，我并不是从紫砂中学到工厂之后马上就得到顾老的指点。当然，在后来从艺的日子里，也可以说我的一生中受顾老的影响是很大的，甚至还不只是我这一代，可以说我们一家都是受益匪浅。一直到顾老去世时，我和他的关系是亦师亦父。我们自己的女儿、儿子，就像他的孙子、孙女，就是这种关系。所以我们紫砂的师承关系是非常好的。我们也很珍视这种关系。”
上个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蜀山地区柴草紧张，龙窑遂以煤粉代柴草，导致烧成质量下降，产品供大于求，造成大量积压。1960年为改善生产设备，国家投资45.6万元，新建厂房和二座100立方米的倒焰窑，解决柴草来源困难的矛盾。同年，紫砂厂开始精简职工，至1963年底，从业人数为578人。1963年后，宜兴紫砂工艺厂，为提高产品质量。开始建立半成品的检验机构，确立产品信誉。将外西窑仍旧生产市场紧销的砂货，以维持紫砂陶生产的资金来源，到1965年紫砂生产得以好转，1966年4月宜兴紫砂工艺厂成立中心试验室，负责产品设计和技术业务指导。在1961年-1964年期间，从宜兴紫砂工艺厂“走”出的茶器有“蛤蟆莲蓬壶”、“荷叶壶”、“寿星壶”、“丰登壶”、“井泉茶具”、“横把友泉茶具”以及各式“
水平茶具”等，不少茶器销往日本和东南亚各国。
1966年夏天，文革爆发，紫砂茶壶、花盆生产受到影响，部分紫砂从业人员转产出口澳大利亚的釉陶啤酒杯以及波纹板工业陶，紫砂行业仅产普通花盆和茶具等产品。1970年，为法国承制“串钮壶”八万多件。“小型竹节”和“可心梨式茶具”，被国务院定为国家礼品，馈赠日本首相田中角荣。1971年起，日本、香港客商通过广州口岸，纷纷订购紫砂花盆、茶具、茶器及
水平壶，并转口美国，大量制作微型花盆和日本来样花盆！随着日本田中首相、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宜兴紫砂工艺厂为其制作出国礼品和展品。全国各大饭店相继用紫砂砂锅、烟罐作宴会餐具，使紫砂知名度日益提高。1973年，
高海庚设计的“
集玉壶”、“
扁竹提梁壶”，被列为出口高档工艺品。1975年8月。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陶瓷系。开门办学，在宜兴鼎山省陶研所举办“全省陶瓷美术培训班”，由杨永善、陈若菊和白雪石等教授执教，紫砂工艺厂有
汪寅仙、
何道洪等参加学习，学习时间一年。1974-1977年，紫砂外销市场扩大到欧洲、美洲、澳洲，茶壶、茶具占紫砂出口的60%。其时，顾景舟所制13件“
提璧茶具”、“
僧帽壶”、“
汉云壶”，由轻工业部定为长期保留作品。
徐汉棠，
汪寅仙、
吕尧臣等制作，鲍仲梅镶嵌银丝15头“
四方藏圆咖啡具”和“碧波”、“
八方凌云茶具”，被北京故宫博物馆收藏。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紫砂陶业翻开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崭新的一页。实际上，改革开放之后，由于港台地区的推动，宜兴紫砂开始出现新的历史拐点，由此传统紫砂也走向现代化，并且产生一系列工艺、形体和装饰的变革。一大批传统艺人和新生力量一起创造了现代紫砂工艺，这种传统和创新的交融成为新时期的最大亮点。这些新老交替的壶艺名家有
吕尧臣、
徐汉棠、
谭泉海、
何道洪、
鲍志强、
周桂珍、
吴鸣、
范永良、刘惠大、
曹婉芬等。
1979年，宜兴紫砂工艺厂生产的紫砂陶器，获国家银质奖。1981年，香港“第六届亚洲艺术节”展出的紫砂壶精品，大多被国内外藏家收藏，其时生产的壶器有“
木瓜”、“蜜桃”、“
佛手”、“柿花”、“
牡丹”等仿花果形和十二生肖等仿动物形壶，合计25个品种。承制香港锦锋公司订购的系列小壶，有“小合梅”、“小
集玉”、“小龙团”和“小樱花”等十个品种，三万多件。1982年，宜兴紫砂工艺厂扩大高档壶生产能力，创制新品83件（套），其中43件（套）参加“全国日用美术设计”评比，有13件（套）获奖。1983年，日本荣华公司认购
汪寅仙等七位紫砂女艺人仿制的“
供春”、“
曼生提梁”、“
掇球”和“
仿古”等七种高档茶式，单件出口平均值在600元以上。是年，宜兴紫砂工艺厂方圆牌高级茶具，获国家金质奖。1984、1985年，紫砂制壶工艺，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以浅紫、紫红、深紫、米黄、墨绿等色天然矿土为原料，给茗壶铺砂，或单独使用，或混合使用，或杂以砂点，使壶身珠粒隐现。创壶艺新品一百多种，名作有“碧波”、“
八方凌云”、“云中”和“御玺”等。李昌鹏、沈蘧华合作、
沈汉生镌刻的“
竹简壶”，获德国“莱比锡春季博览会”金奖。台湾出现“等金换壶”趣事。香港锦锋、英泰、海洋、双鱼公司，分别举办紫砂陶艺名人名作展览，出版《壶锦》、《紫砂春华》、《古今名壶集》图集，介绍宜兴紫砂陶艺。1986年紫砂工艺厂
刘建平、
鲍志强合作的五头“富贵茶具”，获轻工业部陶瓷创作一等奖。1987年
顾绍培的“高风亮节壶”，在香港“宜兴陶瓷艺术展览会”展出，被贴上20多张求购单，最后以8.88万港元售出。宜兴紫砂二厂蠡龙牌高档茶具，获轻工业部优秀新产品奖，“一节
竹段紫砂壶”，获农牧渔业优质产品奖。宜兴紫砂三、四、五厂，均为新办乡、村企业，主要生产中低档茶具，有少量出口。宜兴紫砂工艺厂通过技术改造，形成以手工成型为主的五大专业车间，创制紫砂壶器400多个品种，先后获江苏省轻工业厅、轻工业部质量管理奖，换汇率居全国同行首位。
罗桂祥，广东梅县上村人，早年移居香港并创办自己的实体公司。他自1950年开始收藏紫砂艺术品，起初他只是收藏茶壶，遇到什么都买。后来他开始研究紫砂艺术，并将收藏的范围扩展到不同产地的茶壶。从1979年秋天开始，这个香港实业家多次去香港丁山实地考察紫砂陶艺的生产过程，并为当代紫砂陶艺家走向市场提供了各展其能的机遇。1981年10月，罗桂祥将自己几十年来深藏珍爱的476件陶瓷茶具捐献给香港市政局。在这个香港企业家的带动下，在以及当时宜兴紫砂工艺厂的配合下。1981年亚洲艺术家上，一场以“宜兴紫砂陶”为题的展览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这次活动吸引了无数港台收藏者的莫大兴趣，此后，宜兴紫砂在港台以及东南亚等地兴起了一股收藏热。1982年5月，日本名古屋电视台到宜兴与鼎蜀镇拍摄“紫砂陶器和龙窑窑址”电视片，同年9月，宜兴陶瓷公司经理胡兆根和紫砂工艺厂厂长
高海庚，远赴日本考察陶瓷生产技术；1982年10月5日，七十五国驻中国使节团一行九十八人，由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等陪同，分两批来宜兴参观紫砂工艺厂、陶瓷陈列馆。1983年6月，台北故宫博物院邀请谢瑞华女士演讲“谈宜兴紫砂”，之前，台北陆羽茶艺中心，也邀请她举办了“宜兴紫砂”座谈，这是外地专家第一次到台北介绍宜兴紫砂壶艺。通过这一系列对外交流的推动，宜兴从事紫砂的人也从1979年宜兴紫砂工艺厂的四五百人，发展到今天数万人的行业。
改革开放后逐渐形成的现代紫砂是由当代陶艺家创新的具有时代特征的紫砂艺术品，20世纪70年代初，以
高海庚、
徐秀棠为首的一批受过正规艺术教育的中青年，他们把学院的现代艺术思潮带到宜兴，为艺术院校与宜兴的长久合作架起了桥梁。另外，宜兴与艺术院校的联系加强了，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景德镇陶瓷学院、南京艺术学院以及其他一些艺术院校相继为宜兴办短期培训班、进修班、接受代培生，使改革开放之年涌入国门的现代艺术思潮、现代设计思想通过院校师生的接受、融化、传播，又在宜兴“登陆”，对现代紫砂在宜兴的兴起，起了关键作用，所以人们称这些具有现代艺术意识的人为“学院派”。同时，院校和传统的结合并没有影响到人们对传统的继承。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李昌鸿后来回忆道：“我看到通过改革开放以后，职业学院越来越多了。我在北京看到，我在苏州看到，我在无锡看到，甚至于在我们宜兴现在也已经有职业学院。那么我跟学院的院长，教授，跟他们交换意见的时候，他们深有体会的说‘特别在陶瓷方面来讲，他们教的学生，还有其他的工艺美术专业来讲，到实际工作中去，很难跟实际工作结合’。为什么呢？学院里面教的跟实际生产上来讲呢还有些脱节，甚至有些只重于外来的教材，所以国外的教材比较多。当然现在来讲，譬如电脑啊，新的理念的设计啊，吸收一些外来知识，这些方法是可以的。但是传统的，怎样来把传统的吸收，纳入到里面，把它规范出来，变成一种现代的教材是一个很主要的。”同时，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宜兴一些受现代艺术意识影响的中青年陶艺家，以新的观念、新的造型作为创作的方向。他们不为市场诱惑，更不为传统规范的束缚，创作了一大批造型新颖、风格独特的现代作品。这些现代作品与传统紫砂有着明显的区别。扎根于传统紫砂近500多年的文化积淀，凭着当代陶艺家对现代艺术的执著追求，以及港台地区商人和收藏家的大力支持，现代紫砂的发展很快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
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处在丁蜀的紫砂人明显感到传统正受到挑战，现代艺术意识已然登堂入室，一批受现代艺术熏陶的中青年陶艺家脱颖而出，其人数之多，其实力之雄厚，其作品之新颖，令人瞩目。这些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中青年陶艺家，用形体构成的新思维，强调点、线、面在形体中的地位，打破了功用结构旧观念，重视材质的质表肌理等等，这些现代设计理念，创作了一大批新颖独特、具有时代特征的现代紫砂。现代紫砂的创新对传统紫砂形成一定的冲击，但它并没有影响人们对传统的继承，更不会失去宝贵的传统“紫砂语言”。由于传统紫砂在中国还是一种区域性的文化，它比较封闭滞后。过去，虽有文人的参与，但大都是题些字、画些画，属于装饰上的点缀。现在，打破了地域概念，让更多文化人的参与，不仅是装饰上的点缀，还有造型上的设计，理论上的探索等，这些都是一种区域文化朝主流文化迈进的创新。它是在引入中国其他艺术的文化和外来民族的文化精华，经过消化、吸收、交融，造就新的紫砂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将宜兴紫砂这一区域文化纳入到中国的主流文化中，才能使紫砂艺术品成为中国的主要艺术品之一。同时，良好的社会大环境，加之市场经济的活跃与繁荣，都为紫砂陶艺的发展创造了良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宜兴紫砂从业队伍空前壮大，直到2009年，紫砂业内（健在的）具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称号的有9人、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荣誉称号的有1人、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称号的有13人、江苏省工艺美术名人荣誉称号的有27人，此外，还有研究员级高级工艺美术大师50人、国家级高级工艺美术师43人、国家级工艺美术师166人、国家级助理工艺美术师620人，从业人员达万人之多。在国家级及省级权威机构举办的陶瓷艺术评比、工艺美术展评中，宜兴紫砂技艺人员屡获大奖。千年紫砂陶艺，早已成为宜兴的一块老字号“金字招牌”。在宜兴与其他国内外城市的综合实力竞争中，紫砂艺术的影响力、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紫砂陶艺已成为陶都宜兴的“形象大使”，是宜兴人的骄傲与自豪。
紫砂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发展，只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构建紫砂光辉的未来！从60年到100年，从100年到数百年，遥想明清时期，宜兴制陶工场林立，名师辈出，所制紫砂器皿“不胫而走，遍于天下”。解放后，集体性质的陶业工厂在丁蜀镇星罗棋布。到上个世纪末，随着大批紫砂工厂产权改革和个性化紫砂作坊兴起，宜兴紫砂艺人相继成为具有独立经营能力的“个体户”。他们自产自销，因此而积累了可观的财富。其中，一些名望颇高的紫砂艺人还创办了作坊式企业或者家族性质的经营联盟，经营业绩逐年看好。紫砂离不开国家，就像那首有名的《国家》里唱得那样：
一玉口中国一瓦顶成家
都说国很大其实一个家
一心装满国一手撑起家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在世界的国在天地的家
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
国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以和矗立
国是荣誉的毅力家是幸福的洋溢
国的每一寸土地家的每一个足迹
国与家连在一起创造地球的奇迹
一心装满国一手撑起家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在世界的国在天地的家
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
国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以和矗立
国是荣誉的毅力家是幸福的洋溢
国的每一寸土地家的每一个足迹
国与家连在一起创造地球的奇迹
国是我的国家是我的家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国是我的国家是我的家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