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0-07-12 来源:紫砂之家
“一切手工技艺的出现,都要比形而上学早若干年。”但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他的《嫉妒的制陶女》中,发现制陶的神几乎是与生俱来的。
在普爱克劳斯印第安人的世界,所有陶器都具有灵魂和人性,他们总是在待入窑烧制的陶器旁边放置放上祭品。当一个陶器在焙烧中出现裂纹时,他们甚至听见与生命同样的声音。另一些印第安人则相信,当陶器在焙烧,陶盆所在的村公所大厅中央就是世界的中央。他们驱走正在怀孕和来了月经的妇女,所有制陶女都不吃不喝,不沐浴,不做房事,头部紧束。
这让我想起曾经遇到的一个古法制茶的茶农,每年的采茶季来临前,他就要禁止他的采茶人喧哗、动怒、行房事,并监督他们进行半个月的斋戒。生产像一种宗教仪式,祭祀本身就是技术。
但现在,蜀山上烧了四百年的窑火早已熄灭,紫砂壶已经不像龙泉的青瓷——至今在烧窑前工匠们仍要焚香祭拜,为庇护青瓷的九天玄女温一壶酒。没有瞬息万变的釉色,没有神,温度、时间甚至灵魂都是可以事先掌控的数据,甚至如斯宾诺莎所说的,“事物都在力图成为自身”,不会再有任何偶然性出现,人的技术力量消灭了意外,并开始逐渐抹煞各种自然属性相互调配、融合的神秘感,人真正成为了物的神。
但这并不代表宜兴的紫砂壶没有信仰,它的信仰同样是人本身而不是自然或神。从小书童供春开始,紫砂壶的历史就几乎是文人化历史,直到如今,它仍在依靠精神世界走向自己的高潮,人们对它精神的痴迷甚至超过它的物理属性。当我问起如何分辨紫砂壶的好坏,所有工匠的回答都无关做工、壶身或壶盖。“看着舒服就是好”——这是一柄好壶真正的标准。我还道听途说过另一个故事——曾有个商人提了300万到制壶大师那购壶,进门就问壶的价钱,大师只叫他喝茶,避口不谈壶。后来才知道,原来那个大师觉得对方不是识爱之人,不配谈壶,更不说收壶。
精神就像缘分,壶与人间的关系变得愈加模糊。
外面的世界之三
制陶人也在塑造自己的精神世界,他们仍是工匠,也仍是文人。
但他们早已不住在螽河旁的蜀山街。现在的蜀山街都是没有血缘的外来打工者和衣着陈旧的老妇女,他们的手和船不再刨开土和水,只是踩着松动的石板,捧着热水瓶出来打水,让埋在地下的秘密呼之欲出。
即便村头龙窑的烟囱还在,蜀山街也不再是当年陈维崧诗句里“百锤家家哀玉响,青窑处处画溪烟”的模样。但他确实也不像其他的江南古镇,沿街都是店铺,在古老的幌子里贩卖工艺品和小吃。政府对它的未来仍然拿不定主意,仅仅克制地在那些密集的故居的门上,挂一块写着工匠们名字和生平的塑料牌,没有面孔,只有名字。
只有徐秀棠在为他们画像,“否则没人记得他们的样子了”。他坐在他的陶庄里,想起长满皱纹的王玉仙,穿大褂、围大围巾的范福奎和颧骨突出的李荣富——他的老邻居们,他们都曾像他一样每天在不到十平方米的矮房子里打一盏黄灯,敲打着黄龙山上的土,一下一下,像时间,却没能让他们等来自己的大房子。
而徐秀棠的几乎是一个小世界的格局——住所、陶艺作坊、园林、收藏馆。一堵陶罐垒成的“吾唯知足”墙则立在最外面,他的城墙,一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的疆域,阻隔着从前文人们的世外桃源现在的喧嚣。他甚至拒绝使用手机——有了手机就会有很多我不想去的饭局——他的世界之外,是频繁的会议、应酬、价格炒制、人际关系,茶壶剪影修饰的广告墙。
宜兴紫砂曾在一段时期内一直是作为工业品来生产,但现在它的模式相比起其他的传统工艺显然更为多元。“紫砂的繁荣时期”,国营工厂与私人作坊并存,生产者与艺术家并存,背后是同样繁荣的市场。在丁蜀镇德31个行政村中,个体紫砂从业者已经多达上万人,很多私人作坊都像徐秀棠的陶庄一样有着自己的生产链,独善其身的个体,却仍然是宜兴整个紫砂产业中的一环,与这个城市的旅游业也密切相关。
但几乎和所有创作行业一样,创作者与产业之间依然存在隔阂,依然是一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许多紫砂艺人甚至不屑谈到产业这个词,“产业只会带来更多问题”,政府也许需要精心策划出一种无心插柳式的放任。
徐秀棠仍忠诚于创作本身,不愿评判产业和“吾唯知足”墙外的世界。只要黄龙山的陶土不枯竭,紫砂壶与内心之间形而上的关联就始终存在。所以多年来始终每天五点起床,在自己的陶庄里写字,画画,和泥,或从陶庄的一头走到另一头,模仿一次短途旅行。他总让我想起一些作家,在写作之前通过各种方式对自己实施催眠,让自己产生不在现实中心的幻觉,对他们来说,这都是虚构另一个世界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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