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朱泥壶的发展历程与署款文化（下）

    达官显贵对紫砂器的热衷追求

　　至于在工夫茶茶区，紫泥壶与朱泥壶这两支系出同源的佳器，彼此之间的竞逐又是如何？从闽南一地历来出土的田野经验看来：自明万历起至清初应是以紫泥壶为主力，至清中期渐渐淡出；而朱泥壶则自清初渐增，过清中期以后达到全盛，并延续到二十世纪初。两者交叉重叠区隐约出现在清初至清中时期。就容量上的比较，两者皆大致吻合：清初大于清中，清中又大于清末的递小趋势。

　　在明清朱泥壶出土档案中，最具代表的首推「陈鸣远朱泥壶」的出土。1990年夏天，福建省漳浦县，离大彬壶出土处不远的南坑村有一古墓被盗掘。此墓为清干隆23年入土的蓝国威墓。（蓝氏为康熙60年贡生，殁于干隆年间。）在当地公安的追查下，盗墓者交出所获文物，其中最具研究价值的首推底刻「丙午仲夏，鸣远仿古」的朱泥壶(此壶亦经南博考古学家断为鸣远真迹标准器)，此外尚有「若深珍藏」款青花小瓷杯四件，及锡罐一个，里面装有题名「素心」的茶叶若干。这些器具都是工夫茶茶最讲究的精品，不但说明了墓主饮茶的嗜好与品味，更具体记录了雍干时期的茶俗风尚。特别值得探究的是：此壶所落的「鸣」、「远」两枚阳文篆字小章，采用上圆下方的印章格式，这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数件干隆皇帝御诗茶具上「干」为圆章，「隆」为方章的格式相同，两者年代相近，款式相仿。这类上圆下方的二字章似乎是在雍干时期才开始出现的，同期并有「荆溪」、「邵旭茂制」等上圆下方印式。这种「右侧题诗文，左侧钤圆方二章」的格例是否为陈鸣远朱泥壶的标准格式？虽未可知，但显然自干隆以后的历代朱泥陶人常常援引此式，制作出如「时」「大彬」、「惠」「孟臣」等款识的朱泥壶。

　　无疑地，达官显贵对紫砂器的追求与喜好，是宜兴壶跨进工夫茶茶系的重要媒介。福建博物馆王文径馆长在《闽南出土紫砂壶侧记》一文中，写道：「从明代嘉靖年间到清初(闽南地区)曾出现过一个特殊的繁荣时期……仅漳浦一县，从嘉靖至崇祯年间就有一百廿几人『进士及第』……至清初……漳浦也先后出现了三百多个五品以上的武将…」。就社会文化层面来看，清康雍以后，世局早趋安定，正值太平盛世，士大夫之间品茗玩物之风甚炽，越是上层阶级的人，对茶器越为讲究，「名人配名壶」，就像今日名流显要追求的名车名表般，已然成为社会地位、声望品味的表征。况且以东南沿海对工夫茶茶艺的讲究程度，世间茶具之首的紫砂壶自是达官贵人的必备门面。

　　吴梅鼎《阳羡茗壶赋》：「一瓷罂耳，价埒金玉，不几异乎，顾其壶为四方好事者收藏殆尽。」这种追求名壶名作的现象亦可由前述两大名壶的出土档案印证：大彬、鸣远制器早在清初便享有「宫中艳说大彬壶，海外竞求鸣远碟」的美誉，既用「艳说」、「竞求」来形容，可见此器绝非人人可得，卢维祯与蓝国威两人想必也引此自豪。总之，此两大名壶的出土，除了对时大彬、陈鸣远的研究大有裨益外，还应对「此两壶俱出土于朱泥壶最盛出的漳浦」背后所蕴含的意义，进行更深入的茶文化考证。

　　到了晚清，更有名仕到宜兴订壶，作为往还交际之用，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潘壶」。据《阳羡砂壶图考》记载，潘仕成字德畬，为清道光广东番禺人。先世以盐贾起家，累官至两广盐运使。由于潘氏家传素嗜饮茶，便在宜兴订制专属砂壶，一则自用，一则往还馈赠。潘氏订制的砂壶形制固定，且惯于将印款落于盖沿之上，壶底及他处反而不落款，所用印款均为阳文篆字「潘」印。由于潘氏声名远播，世人乃将此一形制称为「潘壶」。

　　品茶三要 壶必孟臣

　　所谓「上行下效」，上层社会对茶具的讲究若此，自然带动中下阶层的起而效尤。大彬、鸣远壶是可望不可及的，于是宜兴所产的「紫砂壶」便成了基本的要求。昔时，闽南、潮汕的「茶博士」一般要求工夫茶茶具必备四宝：「供春、孟臣冲罐、若深瓯(小而薄的白瓷杯)、玉书碾(烧水陶壶)、潮汕烘炉」，其中紫砂壶名列「工夫茶四宝」之首。清人俞蛟《梦厂杂着?潮嘉风月》：「壶出宜兴者最佳，圆体扁腹，努嘴曲柄，大者可受半升许。」《蝶阶外史》：「壶皆宜兴砂质，龚春、时大彬，不一式。」台湾史志学家连横《茗谈》：「台人品茶，与漳、泉、潮相同……。茗必武夷，壶必孟臣，杯必若深，三者为品茶之要，非此不足以豪，且不足待客。」可见其时风尚之一般。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有进一步的形容：「闽中盛行工夫茶茶，粤东亦有之，盖闽之汀漳泉、粤之潮，凡四府也。烹治之法，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精。炉形如截筒，高约一尺二三寸，以细白泥为之。壶出宜兴者为最佳，圆体扁腹，努嘴曲柄，大者可受半升许……杯小而盘如满月，有以长方瓷盘置一壶四盏者。且有壶小如拳，盏小如胡桃者……，壶盘与盏旧而佳者。」
由于宜兴与闽南距离不近，相对价格亦高，所以并非人人都能求而得之，连宜兴所产紫砂茶罐亦水涨船高。清人郭柏苍《闽产异录》载：「泉漳试工夫茶茶者，多依陆树声茶谱烹论，其贮茶之小缸以极小之宜兴(所产)为上……今亦难得。」允为一证。

　　我们无法明确地界定朱泥壶特殊的署款文化是起自何时，但正如王文径馆长所云：「在闽南人的意识中，孟臣即紫砂壶的别称，无论是时大彬款、陈鸣远款的壶，都一概以『孟臣壶』称之……他(孟臣)占领了闽南的茶室，几乎是淹没了前者和后来者的名字。」一统天下的「孟臣」的确为后人玩赏朱泥古壶时，带来相当程度的困扰。《阳羡砂壶图考》﹕「孟臣制品，浑朴精巧，无不俱备；逸公则长于工巧，而浑朴不逮。」孟臣因其名声大，为后世陶人藉名，成为宜兴朱泥小壶的主要代名词，有趣的是，惠孟臣、惠逸公、张君德、陆思亭诸家俱为清季擅制朱泥器的好手，而张君德、陆思亭则成为特定壶式的代名词，君德壶式广腹稳重，思亭壶式俊秀高雅，各自留名于朱泥陶史。闽南俗谚：「一无名，二思亭，三孟臣，四逸公」。其中无名指的是「供春」（亦谓无款多佳器）；思亭排名优于孟臣，有可能是思亭壶式俊挺，伫立茶船之中，有若蟜龙昂首，气韵出众。

　　清《龙溪县志》记载了当时人们「讲武夷茶，以五月至，至则斗茶。必以大彬之罐，必以若深之杯，必以大壮之炉，扇必以管溪之蒲，盛必以长竹之筐。」又，清道光年间周凯撰《厦门志》：「闽南人品茶习俗好啜茶，器具精，小壶必曰孟公壶，杯必曰若深杯。」从本文先后所引用的几段对工夫茶茶俗的描述史料中，不约而同地，对壶具不呼其名，不称紫砂壶，不称宜兴壶，而径以「孟臣冲罐」、「大彬之罐」等瓜代。这微妙地透露出闽南人对紫砂名壶的投射心态：既然名家真迹不可得，姑且以之为名，聊可收心理补偿作用。

　　时至今日，当地人称朱泥壶为「砂罐」或「冲罐」(也许是缘于工夫茶茶流程中的高冲、淋顶动作)，称潮汕以手拉坯仿制的汕头壶为「土罐」或「刷罐」(闽南音，形容汕壶上的化妆土釉特征)。砂罐是得之不易的外来「名产」，土罐是本地自产的「土货」，加上泥料、做工精粗有别，所以壶价贵贱，每逾十数倍；正是这种「市场导向」的作用，它绝对性地左右了当时宜兴朱泥陶人，甚至是潮汕拉坯匠师的署款方式。事实上「名牌投射」的心态古今皆然，例如在台湾，惯称洗碗精为「沙拉脱」，而不管实际上用的是什么熊、什么鸽。实则「沙拉脱」是当年洗碗精市场的先发品牌名称，大家相沿成习，久而久之便成了洗碗精的代名词了。又如台湾至少有超过十余种、四千家廿四小时营业的便利商店，可是人们常是「一以贯之」地通称为「7-11」。明白了这个道理，相信有助于对明清朱泥壶的署款文化释然以对。

　　结语

　　自来有谓「无款多佳器」，相较于大彬、鸣远的显赫声名，与赝鼎充斥，无款壶反而显得潇洒自在，了无罣碍。日人奥玄宝所着《茗壶图录》：「壶或有无款而优于无款者，然无款而良者，不及有款而良者。近人往往爱无款者，无他，虑有款之真伪难辨也！」一语道尽古壶玩赏之两难处。其实，朱泥壶虽有名款，但太多的「大彬」、「孟臣」反而等同于无款了。诚所谓：有款求其真，无款求其善也。

　　一杯茶好喝，是因为茶好人好，不是因为包装上写着「头等奖」；一杯茶不好喝，不论什么原因，也不会因为上头写着「特等奖」而应该好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