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宜兴紫砂器”

    —兼论紫砂器的文化内函
李壮大 夏俊伟
 
一、在我国陶瓷业中,独树一帜的宜兴紫砂器,从明代中期名闻遐迩以来,已近五艺年经久不衰的历史.但是,什么是“宜兴紫砂器”?它包括什么样的材质,具有什么样的文化气质,艺术价值又是怎样,紫砂器一词的含义是什么,……等等,都没有比较正确的解释.而本文所指的紫砂器,仅指是紫砂茶壶.现论述如下: 
  从明代以来紫砂器的历史文献中,对紫砂壶曾有过众多的名称.如:“茗壶”、“宜壶”、“沙壶”、“瓦壶”、“沙壶”、“泥壶”、“砂罐”、“注春”、“茶注”、“茶壶”等等.(见明·周高起《阳羡茗壶系》,清·吴骞《阳羡名陶录》,日本·奥兰田《茗壶图谱》.至于现在定名为“紫砂器”一词,是经过长期的、反复的认识过程而得出的.如:从明代供春开始,他把紫砂器推进入工艺品阶段起到明代末年止,已近百年,仍有人称之为“瓷壶”,如周容著《宜兴瓷壶记》,所指瓷壶,就是紫砂壶.后来由吴骞所著而于1786年成书的《阳羡名陶录》中,他论述了紫砂器作为名陶的发生发展过程.虽则《阳羡名陶录》一书的历史价值应该受到后人及喜爱紫砂艺术人们称赞与钦佩的,但是,吴骞对紫砂器的“砂胎本质”并未作更多的论述. 

  然而,紫砂器的粉质细叫胎骨,却早为明清文人有所论述及了,他们有各种的赞誉.如明人张岱著的《梦忆》说:“一砂罐(罐即壶)直跻商彝周鼎之列而毫无愧色”,他已把紫砂器与我国历史贵重文物并论;明末清初戏曲理论家李渔在《杂说》中认为“茗注莫妙于砂,壶之精者又莫过于阳羡,是人而知之矣”.这种说法是当时相当多的名士以各类茶壶反复使用以较后,对紫砂壶出类拔萃的一种论断;清代早期有些文人对紫砂器造型多样,技艺精湛与原料效果,说成是“搏沙沙不散”、“搦沙成方圆”,他们更感到艺师们造型方法的灵感所至和原料性能的神奇所及;又如宜兴著名词人陈维崧(1625～1682年)并从审美情趣描述紫砂器是“沙粗质古肌理匀”的赞赏,十分形象地而又真实地道出了它具有的现实美与质感美. 

  为了明确什么是宜兴紫砂器,有必要查找紫砂史上第一个提出“紫砂”这一正确名称的是何人?根据现有资料表明,他就是明代文学家、书画家、浙江绍兴人徐渭,生于1521年,卒于1592年.他所作《阳羡壶论茗》一诗中有:“虎丘春茗妙烘蒸,七碗何愁不上升,青箬旧封题谷雨,紫砂新罐(壶)买宜兴”之句.上述这些都是对紫砂器的正确评价,而徐渭的买壶题诗,又说明了刚刚进入工艺品阶段的紫砂器就与文人名士结下了不解之缘,确实是“出世不凡”之品.它还说明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对紫砂器的文化内涵与现实美、自然美、社会美的本质以及对它的胎质机理具有“砂质”的看法,已早有探索早有认识了.当然,从审美情趣来看紫砂器的艺术价值应当另论. 

  关于紫砂壶胎中的粉质细砂岩的含量问题,经现在物化分析,这种砂质含量在恰当,形成合理的颗粒级比.正是这种砂质含量的存在,导致了宜兴紫砂器的一些特殊性能、包括烧成温度、气孔率、成型方法、可塑性等方面的特殊性.一般来说,这些特殊性,在宜兴地区以外的其他制陶业是难于全面取得的.过去,我们对什么是紫砂器未作过多的阐述,没有强调它的特殊性能,对它的文化内涵,也没有从较高文化层次方面去探求.这就易于使其它地区的红陶、泥陶、紫陶等与宜兴紫砂器相混淆了. 

 二、为了尽物明理,现在,应对宜兴紫砂器这一名陶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定义. 

  宜兴紫砂器的定义是:“它是以宜兴独有的、有一定矿土储量的“泥中之泥”,其色泽为紫、赭红、米黄等色的粉质细砂岩原料制成的;是内外不施釉、有良好透气性的;其造型、装饰方法多样性与艺术性的,并集文学、书法、篆刻、堆塑、金石诸文学艺术于一体的;烧成温度达到烧成要求,属炻器型的紫红色陶器.这就是宜兴紫砂器,也称宜兴紫砂工艺陶器. 

  这个定义包含着紫砂器的胎质、造型与装饰方法、美学、文学艺术和烧成温度等五方面特点.这些特点构成了它的出类性,又是它独树一帜的原因.这些特点既有机地互为因果,又是使它达到“真、善、美”紧密地统一于一体的集中表现.这个定义也包含着紫砂器的文化内涵. 

  但是,现在仅有这个定义和这些特点,尚不能表达出宜兴紫砂器文学艺术方面的价值,也不足以说明紫砂器为什么“泥沙贵重如珩璜”和与“金玉同价”的原因.为此,我们于一九八七年曾写过一篇《宜兴紫砂器是怎样成为中国名陶的》短文,对其艺术性与实用性两个方面作一些探索,而这仍是肤浅的,也是不够的.现在深入的看,还应该了解它的文化内涵,为此,更重要的是研究它的文化渊源,因为紫砂器的出现和它的发展,是宜兴地区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按照我们东方民族的文化艺术观点看,它又是直接体现着宜兴地区的社会风貌与文明程度.这就是说,一个社会或一个地区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深浅程度,正是取决于这个社会或这个地区文明程度的高低.主体与客体都是如比(指制壶、用壶、尝壶者的文明程度)所以,对紫砂器文化价值观念与文化内涵层次的研究与了解,其着眼点应该是宜兴地区的“社会存在”.至于宜兴地区的社会存在,是如何影响紫砂器的发展过程的,又必须以历史的进与逻辑推理相结合的方法去进行研究,才能得出较为正确的答案. 

三、宜兴地区是一个山明水秀,风景如画,交通称便,并有洞、陶、茶、竹特点与特产的鱼米之乡.当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相机成熟的时候,就产生了举世文明的紫砂工艺陶. 

第一、紫砂器的产生是受到宜兴名茶深刻影响的.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种茶饮茶的国家.从唐代陆羽(733～804)所著《茶经》(758年左右)时起,使“天下益知饮茶”,且“尚茶成风”.宜兴紫笋茶之所以有名而成为当时的贡茶,是陆羽推荐的.陆羽不止一次到过宜兴,他在浙江湖州苕溪定居是公元760年,唐“李栖筠守常州日,山僧进阳羡茶,陆均品为芬芳冠他境,可供上方,遂置茶舍干罨画溪,始贡万两”.后来,唐代诗人卢全(公元?～835年)曾隐居于江苏宜兴与浙江长兴交界的附近山区,种茶于阴岭,随有宜兴市茗岭之称.卢全在《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中,有“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之句,可见宜兴茶叶于唐代时已为帝天所好,宋、元、明代“阳羡茶虽不及建州,但进贡数量如旧”,“苏轼于10084年贬居宜兴时,与当时名流诗经茶往来甚密”.在他的诗中有“雪芽为我求阳羡,乳水君应饷惠山”之句.苏轼曾四次到过宜兴.(以上引文均转引自张志澄编著的《阳羡茶录》).当时士大夫阶层的高雅生活,不但把饮茶与吟诗作画联系在一起,而且把名茶与名泉也相提并论.这就促使宜兴地区制作茶具的开始.但是,紫砂壶之所以进入艺术品殿堂,又是受到这样的影响,即;饮茶习惯改为沏茶法的明代,和在明代嘉靖、万历(1522～1620年)年间使用了“泥中泥”的紫砂士制壶,及紫砂茶具受到文喜爱之后,才是水到渠成的时候. 

  第二,紫砂器具有文化气质,应当有它的文化渊源.由于宜兴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导致了紫砂器的出现,从而形成了一种文化心理.但是,宜兴历史上发期文化气质的影响,既影物着紫砂器的产失,还吏加促进了这种文化心理的积聚.因为,宜兴籍历代文化名人很多.晋代的周处斩蛟射虑,折节读书,最后效命疆场,一直是宜兴人民的揩模,他在以后各个时期的文学、艺术、书画、戏曲、词学家、调整学家和忠贞之士也是众多的,这就形成了宜兴市地区多层次的文化群体的出现. 

宋代抗金名相、名将李纲、岳飞都到李宜兴.“李纲在宜兴写下了十二首诗篇”,他看到了宜兴山川“钟灵毓秀,人杰地灵”,更加激发了他的“满腔报国壮志”.岳飞在宜兴写下了“传诵千古的《广德军金沙寺题壁记》的雪耻杀敌的豪情,几乎与李纲在《阻雪》中吐露的壮志完全相同”.(引文见顾一群《李纲与宜兴》一文.一九八七年《阳羡历史文化研究会》年会材料之八,打印稿).他们到此,不仅使宜兴山川增辉,且留下光照日月的诗篇,对宜兴市地区的历史文化、民情风俗,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清代吴骞也讲到了宜兴的历史文化对紫砂器的影响所及,他在《阳羡名陶录》中开宗明义地提到了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东坡(1037～1101年),他说到苏东坡留居宜兴,“不徒桑梓殷怀,抑或考古自喜云尔”之句.意思是说,宜兴家乡人不但应该对苏轼留居宜兴时的情景想往和怀念,也可查考他在蜀山讲学及与紫砂器产生的关系.这些都可以说是宜兴紫砂器发生发展的文化渊源的一部分. 

  明代中后期到清价初期,宜兴是华夏文人荟萃之地,又是当时常州府八县之冠.这一阶段文人墨士对紫砂器的欣赏与阳羡茶的品评,壶、茶、诗的交融,使已经积聚的文化心理达到最高点.这就加速了紫砂器技艺的成就,也加速了紫砂器的涵盖面与接触面情况来看的,主要有以下四点:1、使人们把紫砂器看作是属于自己层次的艺术世界和精神世界,特别是较高层次的书画家、金石家更被紫砂器的魅力所吸引,他们十分喜爱收藏紫砂器;2、把品茶论茶、品诗论画,和以紫砂壶旋沦旋注成为他们清雅文化生活的一部分;3、因文人墨士欣赏与品评,不但使紫砂器的造型与装饰艺术水平有了新的发展变化,而且把我国的传统文学艺术与紫砂器相结合起来,更增加了紫砂器的文化色彩,并日益增加了它的文学艺术、赏心愉悦、文物收藏和伦理道德方面的价值;4、形成了紫砂艺人对文化艺术的迫切追求,使壶艺水平不断提高.十分显然,宜兴地区的社会存在及文化背景,就是这样影响着紫砂器产生与发展的. 

  第三,艺术无顶峰,掇艺无止境.紫砂器如此多的特点和如此多的价值,都极大地表现在它的技艺方面不断提高,还表现在它的造型装饰方面的不断扬弃和不断推陈出新.因为从美学或艺术角度看,它的艺术和技艺,也包含为很多层面.如配土、造型、堆塑、装饰、壤嵌和与其他文学艺术方面的结合.其中有些层面如配土造型、堆塑、装饰和一部分壶的款识,又必须在造型过程中由艺师们独立完成.他们必须是多才多艺,又势必促进他们努力提高自身的壶艺水平和自身的艺术精神. 

  在紫砂史上第一个追求壶艺和其它文化艺术的人,当推时大彬.他在游娄东与名士陈继儒、王时敏和松江画派诸名士的接触,使他的壶艺水平提高很快.后来,又使他的款识也“书法闲雅,在黄庭、乐毅之间”.在时大彬以后,书法水平较高的紫砂艺师,那就更多了.如紫砂文献中说他们“字法晋唐”,“绝类褚河南”,“形制(造型)款识(书法镌刻),无不精妙”.因此,使他们的壶艺水平又得到了更好的支撑. 

  此外,在明代末期至清代初期,宜兴文化发展的“清流”意识还表现得十分突出.在明廷朝野的“清浊流”斗争中,“阳羡是清流的一个主要基地”.而宜兴的“文化群体以节操品德为其本,所以人物气节固以名扬天下,而在学术文化上也独以阳刚雄健风格见称海内”(引文见严迪昌《明末清初阳羡文化的群体特征〈论纲〉》载《宜兴文史资料》.在清流意识和德操意识的影响下,使艺师们一方面追求壶艺和其他文化艺术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还追求自身艺德和气度水平的提高.因而,使“非其人重价不鬻,虽褛空不改其度”的气质,一直为壶艺界的主流. 

  总的来说,因宜兴紫砂器的文化内涵比较深广,所以,必须把各方面的因素联系在一起,进行深入地研究考察,才能更好地识别、了解这一名陶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