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紫砂史上，有一款壶 ，一直以来成为探究、追索的热门话题。奉为圣物者有之，质疑者有之，各种论述引证，众说纷纭。
供春壶何以引起如此大的讨论？现存到底有没有供春壶真迹？为什么顾景舟大师生前仍对此壶留有遗憾？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关于供春壶的谜团！相传是明代正德年间，江苏宜兴制壶艺人供春所作的壶。传说中他姓龚，名春。供春是一位官员的书童，在陪同主人在宜兴金沙寺读书时，寺中的一位老和尚很会做紫砂壶，供春便偷偷地学。后来他用老和尚洗手沉淀在缸底的陶泥，仿照金沙寺旁大银杏树的树瘿，也就是树瘤的形状做了一把壶，并刻上树瘿上的花纹。烧成之后，这把壶非常古朴可爱，壶表满布褶皱斑驳、缭绕的树瘿纹理，毕显华章，当时人称赞“栗色暗暗，如古今铁，敦庞周正。”于是这种仿照自然形态的紫砂壶一下子出了名，人们都叫它供春壶。1928年，宜兴实业家储南强先生在苏州地摊上偶遇一把供春壶。大部分文章中，都提到储南强先生在苏州购得此壶的地点，以地摊居多，同时也有古董店的说法。购壶金额从一块银元到五百金不等。储南强之女储烟水女士说是在“苏州地摊不动声色花一枚银元买下”。储南强之孙储传能先生在《供春壶始末》中说:“一日忽于苏州文物店见之，以三百金购回”。还有人著文说储南强在苏州地摊花五百金购得，且有捡漏心态。大部分文章中都说储公得此壶是在1928年，由吴山教授主编的《宜兴紫砂辞典》是说1927年。如果照1928年推理，裴石民重配盖是在1928年至1934年间了，而南京博物馆藏“圣思桃杯”托盘中的铭文，确切的记载了重新配盖的事情：“昨年用宾虹老人之意，为供春壶重配盖。今岁复以鄙请，为此杯加一外托。”题记前刻印“甲午政月”，“甲午”是何年？与此最相近的，要么是1894年，要么是1954年。而1894年储公时年18岁，正在江阴南菁书院求学。而配托者裴石民才“2岁”，这说明题记前的“甲午”应该是笔误。而1927年是“丁卯”，1928年是“戊辰”，与“甲午”发生笔误的概率很小，最大的可能是1924年甲子。如果这种推论成立，用宾虹老人之意，为供春壶重配盖时，裴石民31岁。这样倒是相对合理。因此，关于购壶的金额和时间，都是具有争议的说法，不过金额与时间对供春壶真伪的鉴别，不是主要因素。那么，储南强先生当年在苏州地摊偶得的供春壶是否为“供春”的真品呢？顾景舟先生对供春壶曾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并准备把研究结果发表，后因种种原因未果，结果却成了他的终身遗憾，直至临终仍念念不忘。在韩其楼的《紫砂壶全书》中，对供春树瘤壶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其中提到上海施镇昌先生于1941年，在红棉山房古玩店购得一把供春壶。成交价：268.80万
1996年5月29日下午，在宜兴第一人民医院的病房中，顾景舟叫弟子潘持平记录他口授的关于供春壶的鉴别。此时顾老头脑虽然清晰，但吐字已不清楚，且言不达意，历时两小时，知其所述之意。顾老说他一生曾看过13把供春壶（含上海施镇昌藏壶），藏家都说壶是供春所作，盖为黄玉麟所配，实在是太过巧合。顾景舟对其中的12把都说明本来就是黄玉麟制作，只有对上海松江徐姓老人之壶违心说是真的，潘持平曾问顾景舟为何违心？他说：“徐姓老人年逾古稀，视此壶为珍宝，且又有心脏病，我怕闯大祸，故违心说是真的，仅此一把而已。”有人也专门对比过，参考出土的明代紫砂壶，以吴经提梁，四系紫砂壶为例，那时泥料炼制的筛选环节，工艺尚不成熟，所以壶体表面会出现很多的杂质。而这些供春壶壶体表面则相对比较光洁，含有的杂质比较少，总体观感和清末紫砂壶的紫砂泥料相近。另外，徐秀棠大师在《中国紫砂》一书中也直言，供春所作茶壶，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器物。而储南强献给国博的那把供春壶，也并不是真迹。因此，关于供春真迹至今未有定论，这些原版供春壶极有可能就是黄玉麟所创，至于是参考正版供春所仿还是完全原创已无从考证。成交价：517.50万
成交价：253.00万
成交价：230.00万
时至今日，供春壶已然成为每个紫砂陶人心中的一方圣土，有无真品存世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正如断臂的维纳斯，给人们无穷的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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