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砂艺术：壶与书画

　　茶壶，起初只是容盛煮水、浸茗汲饮的普通器具。自古壶有多种，就材质而言，可分：金、银、铜、铁、锡、石、瓷、玉、皮、漆、陶等，造型各异，琳琅满目。而陶壶，大有后来居上之势，甚至胜金银、超珠玉而广受青睐。紫砂壶本身是工艺品，如何渐渐提升跻身于佳堂美器、陈设宝器之列，变为名副其实的艺术珍品，其实，这是与书画结缘不无关系。

　　紫砂壶的功用升华，更多得益于文人雅士、书画家们的直接参与。书画同源，而壶与书画，亦属同道。彼此皆以艺术素养、艺术成就、艺术境界等为最终追求宗旨。故而，相互间类似之处甚多。不仅是攀登艺术高峰的过程相仿，就连结交知音、保持气节、鉴赏收藏等方面，也是如出一辙。

　　譬如创作：书画的创作，一般是先据实临摹、后再求变创作。书画的独门绝技很多，不能尽述。大凡成功作品，都离不开对客观物象的细致观察、悉心揣摩，再加上扎实的功力而促就。两者，可以说缺一不可。于是，明末清初画家石涛率先提出“搜尽奇峰打草稿”的“师法自然”的创作口号。古代书画作品，是很讲求天然、浑厚、古朴、凝重，所谓“天趣”。

杨志仲作品：《菱花如意》

　　紫砂壶的创作，亦同于此。制壶名家都有临摹古物、洞察自然、揣摩个性的从艺过程。明代时大彬，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并从个方面汲取艺术素养，功力日益增厚，终成一代宗师。而他早期作品，朴素坚实，多仿供春大壶。自从“游娄东，闻陈眉公与琅琊、太原诸公品茶之论”以后，才改制“符合文人的美学趣味”的小壶。呈现“遂于陶人标大雅之遗，擅空群之目矣”。

　　又如流派风格：书画流派很多，各具特色。但都以“风格”为贵，“风格”为流派之灵魂。书法有：王羲之的“雄强而灵和，风神又飘渺”;欧阳询的“劲拔森严，峻峭不可限度”；怀素的“草书若惊蛇走虺，飞动中有闲致”等。绘画人物像就有：张僧繇的“运笔如空际游丝，飘渺若仙”;曹仲达的“曹衣出水”；吴道子的“吴带当风”等。

　　紫砂壶亦仿佛。清人吴梅鼎在《阳羡茗壶赋》中评价道：“……时大彬之典重，价比琳;陈仲美之雕，巧穷毫发；李仲芳骨胜而秀出刀镌;欧正春肉好而工疑刻画”；徐友泉是“综古今而合度，极变化以从心，技而进乎道者”。古人对“曼生壶”的特色，总结为：“字依壶传，壶随字贵”；对邵大亨的赞誉是：“掇壶骨肉亭匀，雅俗共赏”……等，不一而足。

　　再如受众层面：好的书画，有一眼就能看出精妙来的；也有初看平淡，越看越有情趣，耐看耐咀嚼的作品。像这类秀气内敛、内涵深延的作品，往往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当然，也取决于能欣赏这件作品人的眼光。能看懂高深的艺术作品，本身就要很高的艺术素养、平静的心境和一定的揣摩时间。

　　紫砂壶亦然。有的好壶，大家都喜爱;有的精品，却惟有少数人倾心。各人的审美趣味不同、眼光高低不齐，取舍间，自然存有差异。但制壶者精通字画，其作品，必然具有文人的儒雅风度与飘逸气质；选壶者了解书画，其选择，当然是高雅品位和大器之作。

　　再又如鉴别：书画作伪，历来已久。赝品，既使名家蒙冤受屈，又使藏家遭受损失。所以，一定要从“鱼目混珠”中剔除。鉴别书画的真伪，一般是以：印章、题跋、著录、别字、年月、题款、风格等为鉴定依据。但决非“放四海皆准”，故未尽然。印章，是历代书画作者、收藏家所用，并无规律可循;著录，是以某作品曾见于某一著录，来证实是否真伪，只能是相对，而非绝对;别字，来作为鉴别书画真伪依据助力，更为薄弱。因为，真迹也有存在别字的现象;年月，用来作为判别作品真伪，也是不太可靠。更有书画本身都是真迹，而年月出现差讹的;题款，一般称之“看款”，是以鉴别签名形式来决定真伪。作者一般比较固定，也有出乎寻常的;风格，也类似于前者。所以，一种方式，只能相对而言。鉴别书画真伪，最根本的依据，应是书画本身的整体艺术表现。

　　这和鉴别紫砂壶的方式，异曲同工。紫砂壶的辨别，一般是以：材质、器型、做工、印章、装饰、出处等为依据，继而进行整体考量。其中，印章类似同于“印章”、“题款”；装饰，类似于“题跋”、“年月”;出处，等同于“著录”；器型，好似“风格”等，可谓殊途同归。

　　壶与书画，还有雷同处是：书画家与壶艺家的气节;书画家和壶艺家的慷慨赠知己；书画和壶艺作品，被艺人认可的机缘与运气；装饰壶与装裱书画……等，不胜枚举。

　　自从宋代苏东坡伊始，几经董其昌等人不断介入；再由陈曼生发展，瞿子冶助阵，郑板桥过往，吴昌硕问津，齐白石驻足等，众多书画名家的参与融合，使得壶与书画早已形神相盼，难舍难弃。合作作品，比比皆是，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纠缠不清。

　　可以说，壶与书画的结缘，是“门当户对”，相得益彰的最优组合。相互间不断的，互惠兼容、志同道合，必将会再演绎、流传一段段的艺苑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