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陵寻踪

　　平陵，是溧阳的古称，宜兴紫砂壶中的稀世珍品——曼生壶的创制者陈鸿寿（1768—1822年）曾于清嘉庆年间在这里做过县令。溧阳毗邻宜兴，舟车便利，地缘上的巧合，加上这位县令的才气和文化眼光，促成了曼生壶的问世，也为紫砂文化史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为了寻觅这段早被尘封的历史痕迹，阳春三月的一个晴日，由宜兴市政协文史委牵头，我们一行驱车前往溧阳古城。
　　小车一上宁杭高速，不到一个小时便抵达了目的地。而我们真希望能穿越历史的时空去和近200年前的这位溧阳知县“对话”……
　　在溧阳市政协的一个小会议室里，东道主溧阳市政协的路发今副主席侃侃而谈，热情地向我们介绍陈鸿寿在溧阳当知县时的一些史实。
　　此前不久，路副主席为筹划溧阳陈鸿寿纪念馆一事专程来过宜兴，并和当代紫砂工艺大师徐秀棠、《江苏陶艺》副主编陈茆生接触过，双方有意共同来挖掘这位对宜溧两地作过贡献的名人史料。
　　十九世纪初叶，清嘉庆六年（1801年），一位才气横溢的浙江钱塘书生科举拔贡，取得了能充任京官或到地方任行政长官的资格。他就是诗文书画俱精，尤以篆刻著称的陈鸿寿。有资料说他入仕后，曾任溧阳知县、河南海防同知、淮安府同知等职。但这些职务孰先孰后不清楚。也有资料将陈鸿寿任溧阳县令的年代说成是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或前后；更有一些书籍说他曾“入宰荆溪”。
　　我们从溧阳市档案局提供的溧阳县嘉庆志（光绪重刻本）上查到了陈鸿寿在溧阳任县令的时间是嘉庆十六年（1811年3月29日）。其任内恰逢修志。应修志主持人史炳所邀，陈鸿寿作了“溧阳县志叙”，篇末有“嘉庆十有八年六月八日知溧阳县事钱塘陈鸿寿叙”的落款。叙中还强调志书是记述史实的，一定要真实可靠方能传于后世。这是陈鸿寿到任的第三个年头留下的文字记载。据此，将陈鸿寿任县令的时间推迟到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是不确切的。而“嘉庆二十一年前后”一说至少也是一种含糊的表述，
　　在采访中，我们还了解到就在陈鸿寿任溧阳县令的第二年（1812年），他为表彰当地一位儒生贤妻宋氏操持笔墨的事迹，题写过“彤管流芳”四个大字，并刻石建坊，此牌坊早毁，石刻坊额散落民间。1998年被溧阳文管委文博工作者狄富保先生偶然发现并收集。由路副主席引见，我们见到了狄富保先生本人以及由他亲手拓下的坊额拓片。这是我们此行的一个意外收获。同时也进一步佐证了陈鸿寿任溧阳县令的年代。至于陈鸿寿是否在宜兴做过县令，先前经我市档案局的考证，宜兴历代县令资料中无此记载，似是讹传。
　　然而，陈鸿寿拔贡后的10年，他在何地任职，也即是说陈鸿寿1811年3月到溧阳任县令前他在哪里？仍无从查考。徐秀棠在《中国紫砂》中认为他至少在嘉庆八年（1803年）拔贡后不久，即开始了他与紫砂壶的亲密关系。此说应该是符合情理的，就是说他并非做了溧阳县令后，才喜欢上紫砂壶的。有人会提出疑问，其实他尚未到任溧阳县令，他是在何地，又如何接触上紫砂壶的呢？其实这个问题不难理解，就像现在，有人喜欢上紫砂壶并不一定要到过宜兴一样。我们推测，他很可能是通过一帮文友同事、幕僚染上紫砂壶癖好的。假如拔贡前，他的主要精力还只能放在应付科举，求得功名的话，那么拔贡后，他便有了更多的有利条件，使他接触壶友及造壶者，或共同品茗赏壶，或托造壶者定制，他的文化秉性及他独有的艺术眼光，注定了他的兴趣并不在官场仕途的升迁，而是继续着他个人的艺术爱好。路副主席告诉我们，陈鸿寿在溧阳任县令时，曾为赈灾带同捐款，他热心教育，帮助过溧阳县学——平陵书院（现为实验小学），还为书院亲撰碑记鼓励后学，是一个重视地方文化、教育事业，颇具平民思想的清官。我们完全同意这一点评。以陈鸿寿结交宜兴的一批制壶工匠，并允许在壶器上将县令的名字和工匠的名字刻在一起的做法，也体现了他官民同乐、尊重民间艺人的亲民思想，这在等级观念森严的封建社会是难能可贵的。或许他本人就是官场中的“另类”，并不在乎做官，以致政绩平平，没有留下什么显赫的官绩。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才登上了将书画、金石篆刻和紫砂壶相结合的艺术顶峰……他留下的是文化艺术的名声，他的贡献在于使紫砂壶这一民间工艺融进了丰富的人文内涵。
　　至于陈鸿寿在溧阳县令任上是一届还是二届？一届是三年还是五年？因嘉庆志后，太平天国起义，战事频繁，溧阳史志的修纂中断，无法查考。路副主席告诉我们，因为有可能陈鸿寿离任后，赴淮安府任同知，为此，他们曾与淮安市档案局联系、查询过，但也因同样的原因，无志可查。
　　陈鸿寿卒于道光二年（1822年），这样一位富有才华的文人，只活了55岁，甚为可惜。但他的影响以及“曼生壶”是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