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紫砂特征（上）

 　　明清时期(公元1368-1911)是宜兴紫砂壶生产制作的鼎盛时期，这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联系。明朝是在元末农民起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明初开始采取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对于商业，为了达到恢复和发展的同时，也采取了减低赋税等政策，对于手工业，则改变了元代手工业工人的工奴制度。在元代，具有特种手艺的手工业工人，大多被迫在官办工业作坊工作，不得自由。明洪武(1368-1398)时期则开始规定“轮班”和“住坐”的封建性超经济的剥削制度，手工业人除了官府“轮班”做一定时间后，可自由经营手工业，这对当时手工业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随着社会的相对安定，促进了城镇的经济繁荣，增加了对手工业品的需求，手工业生产得到发展，南北各地尤以南方为主出现了一批新的生产流通的中心和集散地，这些地方都需要包括陶瓷在内的手工业品，加之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六年(1431年)郑和八次下“西洋”，大大刺激了手工业生产的繁荣。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宜兴的陶瓷生产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紫砂业也随之得到广泛的市场需求，到明代中朝，紫砂壶即开始盛行。

何忍群作品：汉宫秋韵

　　据明人周高起《阳羡茗壶系》等有关文献，明正德、嘉庆年间(1506-1522年)的龚春(又称供春)，是把紫砂器推到一个新境界的著名民间艺人，其作品“栗色闇闇，如古金铁，敦庞周正”，极造型之美，遂为社会名流推崇。其代表作《树瘿壶》和杯碟之器实为精美。其他如民间出现的《披云楼壶》《味茶庵壶》《寒保堂壶》等具有重要的代表性。至明万历年间(1573年)，宜兴紫砂壶的制作得到新的发展，此时已是百品竞新，名匠辈出，显然这为当时封建士大夫阶层盛行饮茶风尚所分不开。明代饮茶风尚，不仅讲究茶质、制茶、贮存及用水的好坏，对茶具的要求日趋增高。紫砂壶代替了原来的瓷壶，它的优点也日趋显现出来，日益为人们所重视。当时就有人总结出紫砂壶有七大特点：其一，泡茶不失原味;其二经久耐用;其三不易变质发霉;其四冷热颇佳，可文火炖烧;其五传热缓，提不烫手;其六久用光泽美观;其七泥色多变，耐人寻味。由于紫砂壶制作精巧，适合文人雅士和社会民众，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引起了人们对紫砂壶的极目注重，中国是陶瓷生产大国，陶瓷品种门类众多，但由于紫砂的独特制作工艺，在一个具体的产品上有姓名记载的陶瓷艺人以紫砂艺人最多，如时朋、董翰、赵梁、元畅和李茂林。时朋之后的时大彬万历时人，善制小巧玲珑壶，影响极大。当时与时大彬齐名的还有李中芳、徐友泉、欧正春、邵文金、邵文根、蒋伯奎、陈用卿、陈信卿、闽兽生、陈光甫、邵盖、邵二孙、周后奚等。万历后的名家还有陈俊卿、周季山、陈和之、陈挺生、成云从、沈君盛、陈辰、徐之音、项不损、沈子澈、陈子畦、徐次京、惠孟臣、薛轩、郑子侯等。他们所制作的各类紫砂壶当时已属珍贵，传至清以后更甚，典型的作品有《水仙六瓣方壶》《八瓣菊花壶》《扁鼎足盖圆壶》《如意纹三足圆壶》《僧帽壶》《方壶》《仿古虎谆壶》《圆珠壶》《束竹圆壶》《扁方壶》《水平圆壶》等。至今已罕为珍见，但留给后人的确实宝贵的文化艺术遗产，也为宜兴的陶文化积淀了深深的底蕴。

　　明代后期，随着陶瓷行业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民营窑厂的激增，制陶工匠的集中和商贾的汇集，当时以丁山蜀山为中心的宜兴紫砂壶的生产已形成规模，“家家槌泥声、户户制壶忙”。店肆林立、茶楼处处，日繁不衰。其产品直奉京城，畅输都市，流向海外。

　　清代的紫砂壶生产，从整个社会来说，由于处于封建制没落和资本主义因素发展时期，清政府为有利于它的长期统治，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手工业发展的做法，至中期，使社会的经济文化进入了繁荣时期，紫砂壶的生产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历史上新的高峰，进入了紫砂业的黄金时代。康熙时(公元1662年)，宜兴丁蜀镇已经是一个“万家烟火”的繁华城镇，制陶业成为经济的主要支柱。为时的紫砂器已不仅是文人观赏品，由于它的日益精进，已被宫廷皇室看中，而成为贡品，北京故宫至今尚存这方面的资料。清代的紫砂壶的式样比明代更加奇特，造型及装饰手法日臻完善，逐渐形成光货和花货两大门类。光货主要以壶体的完整造型，不加饰品，周正光洁;花货造型不以圆方束缚，仿花果为主，有的加以浮雕和捏塑、浑然一体。制壶的泥料泥色已有多种，除了主要的朱泥、紫泥外，还有白泥、乌泥、黄泥、梨皮泥、松花泥等各种泥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