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紫砂，旋动人间乾坤万象（上）

　　在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上，恐怕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华民族一样，对土地怀有如此恒久深厚、无法割舍的情结。

　　当代著名诗人艾青的传世名句——“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脚下的土地爱得深沉”，就是对这一“中华民族土地情结”生动而艺术的诠释。

　　对土地的挚爱，让中国人把人类的农业文明推向极致。

　　在我看来，从土地里升华起来的中华文明，其中与土地结合最紧密、也是最具特色的文明产物，当属中华瓷器和陶器。

　　不过，虽然同源同宗，同出于中华大地的泥土，这两种国粹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瓷器，自不用说，“中国”一词的英文“CHINA”，即来自“瓷器”的意译。其冰肌玉骨的质地，或清雅或绚丽的色泽，足令每一位目睹“她”的芳容的人为之垂青。

　　与外观神采靓丽的瓷器相比，不失泥土本色的紫砂陶器是内敛的，其材质遴选于天下独绝的宜兴紫砂，这是一种比景德镇等地烧制瓷器的高岭土美丽多的“五色土”，但制成陶器的紫砂壶仅仅保留了底色质感，外表虽光润细腻，却不以色彩绚烂夺人眼目，棣棣兮端穆，气定而神凝;莹莹兮如玉，润泽而温香。

　　再来看紫砂壶的形态。

　　夫宜兴紫砂壶，乾坤为象，移天缩地，师大千世界，成天工造化，“方非一式，圆不一相”，其几何、自然、筋纹三大形体，或珠圆玉润，或器宇轩昂，或闲雅神逸，千姿曼妙，万般琳琅。

　　于是乎，小小一把宜兴紫砂壶，不著釉彩，朴拙自然，秉天地之灵气，蓄日月之精华，于外表平淡之中彰显内涵的精微、深厚与博大，其形象与精神，甚合于中国人的特征本性、 精神诉求。

　　从唯物史观看，宜兴紫砂壶是中国陶文化与传统茶文化逐渐融合、发展的产物。

　　陶器，发韧于上古。一旦人类实现构木为巢、钻燧为火的划时代演进，盛物所需，团泥为型，烧窑制陶，原始彩陶、黑陶一一络绎出世。

　　迄于中古，唐宋两朝饮茶之风渐兴，明朝大盛，宜兴紫砂壶因具有沏茶不走味、贮茶不变色，茶香醇厚、越宿不馊的特点，壶与茶的结合日趋紧密、完美，紫砂茗壶遂享有“世间茶具称为首”的殊誉。

　　而且，在始于北宋的1000多年历史演绎中，宜兴紫砂艺术品以其旷世独有的原料材质、精湛的手工技艺、古朴的自然色泽、多变的艺术造型，集制陶、雕塑、文学、书画、金石诸艺术于一体，在工艺苑林独树一帜，并以实用性与艺术鉴赏价值的高度和谐统一，“直跻商彝周鼎之列而毫无愧色”，与瓷器、青铜器并峙为中华三大“国粹”，千秋传承，至于今日，光鲜逾昔，魅力无穷!

　　与绝大多数青铜器、瓷器只见其物不见其制作者不同(青铜器为群体协作铸造，且随秦汉时代铁器出现而衰落;瓷器多为官窑、民窑之分)，紫砂壶从诞生之日起，就将制作者的名字、人格印刻其中，壶如其人，人即其壶，形影相随，相得益彰。

　　是以在500年紫砂制作史上，高手如云，大师辈出，一件件宛若天成、遗世独立的工艺精品、人文神品，也为宜兴紫砂与其制作者赢得崇高声誉，尊享世间殊荣。

　　当代紫砂工艺美术大师徐秀棠认为，研究紫砂壶艺历史，应该把造壶发展历程上有重要贡献的典型代表人物作为里程碑，他们是供春、时大彬、陈鸣远、陈曼生、邵大亨、顾景舟。这样才能辨明壶艺发展的轨迹。

　　清乾隆年间，吴骞编著《阳羡名陶录》如此评述时大彬：“时壶名远甚，即遐陬绝域犹知之。”王士祯《池北偶谈》亦给予时大彬至高赞誉：“千奇万状信手出”、“宫中艳说大彬壶”。

　　对陈鸣远，吴骞的评说则显得青睐有加：“鸣远一技之能，间世突出，自百余年来，诸家传器日少，故其名犹噪。足迹所至，文人学士争相延揽……制作精雅，真可与三代古器并列。”

　　以此之故，陈鸣远的紫砂作品被弗里尔艺术馆、旧金山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天津博物馆、故宫博物等艺术圣殿收藏，辉映着人类文明史册。

　　如果说陈曼生对文人参与紫砂壶创作影响巨大，“字随壶传，壶随字贵”成为中国社会的文化时尚，那么，邵大亨则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制壶技艺，备受世人推崇。清代文人高熙《茗壶说·赠邵大亨君》一文评述：“君所长，非一式，而雅善效古，每览前人名作，则心揣手摩，摹得者珍于拱璧。其佳处力追古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