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禅寺出土茗壶的文化背景和意义

　　1991年，无锡市南禅寺基建工地的数处古井中发现文物，无锡市文管会、无锡市博物馆闻讯后前往作了现场调查。经观察，这些古井均为无井砖之土井，具有明代水井的特征。其中，妙光塔北侧百米处一井中出土：有紫砂壶(失盖)一件，该壶肩平、底平呈鼓形;无把、肩部饰银锭式四系;器壁较薄，器里留有中腹接胎痕;胎质较粗，内杂粗细不一的黑色颗粒;还可见飞釉泪痕(图一)、(图二)、(图三)、(图四)。有陶罐一件，广口、口沿成流形;深腹、腹稍圆;贴附双条形把(宜兴羊角山古窑址曾出土此种双条形把标本);器壁较薄，显均匀，底面可见大片烟垢焦痕(图五)、(图六)。有明正德年间景德镇民窑青花茶盏一对，器形作压手杯式，饰折枝三果杂宝纹(图七)。有汲水陶瓶二件，其中一件肩部压印佛教“卍”字符号。这种口小、底足小，瓶身卵圆形的陶器，民间俗称“韩瓶”，在宋、元、明时期的河道、古井中常有出土。其他还有数片零星碎瓷，年代均在明早、中期，这里不再具体介绍。

　　1994年，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年会在南京召开，笔者为此撰写的《紫砂茗壶起源》一文，曾将南禅寺古井这件紫砂壶与南京嘉靖年间吴经墓出土的提梁壶一起作为早期紫砂的实例进行了分析，指出它们在工艺上均有胎质较粗、近似缸胎;中腹留有接胎痕;无匣钵装烧、沾有飞釉泪斑等原始特征。从而为笔者所认同的紫砂起始于明代中期说提供了出土资料依据。

　　1998年，上海博物馆在举办《紫泥清韵——陈鸣远陶艺研究》展览的同时，调集了来自全国各地有重要研究价值的出土紫砂标本，包括了当时已知的所有时大彬款茗壶，召开了一个小型现场学术交流会。这件鼓形壶与同井的罐、盏等茶具也受邀参与了这次会议，被提供给与会者观摩。

　　同年，原南京博物院副院长、著名文博专家、古陶瓷学家宋伯胤先生的紫砂论文集——《紫砂苑学步》在台湾出版，集中《南禅寺古井的遗壶》一文，即是宋老两次来锡博调研此壶后的成果。

　　2002年，笔者同事朱建新先生所撰写，代表他个人观点的《无锡南禅寺出土的明代紫砂器》一文在《文物》杂志发表。

　　这些情况表明，自1991年出土以来，此壶已经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对它的研究也正在逐步开展。

　　但是，现在看来，笔者以往对此器的认识还很不够，还有必要再从文化背景方面对此器作些分析和探讨，目的是为了充分认识此器的重要性。下面，我们先从明代的茗饮习俗说起。

　　我国源远流长的茶文化传统，在大明王朝建立以后，出现了崭新的气象。上流社会的茗饮风尚，由于皇帝朱元璋的提倡，上呼下应、上行下效，遂不再以团饼茶为贵，开始偏重芽茶。(芽茶又有散茶、条茶、叶茶、草茶等称呼。其与团饼茶的区别，主要是加工方式的不同)如明人沈德符的《野获编》载：“国初四方供茶，以建宁阳羡茶品为上，时犹仍宋制，所进者俱碾而揉之为大，小龙团。至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茶芽以进。其品有四，曰探春、先春、次春、紫笋。置茶户五百，免其徭役。按：茶加香物，捣为细饼，已失真味。……今人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瀹便啜，遂开千古茗饮之宗。”又文震亨《长物志》云：“(唐宋)其时法用熟碾，为丸为挺，故所称有龙凤团、密云龙……当时以为不更法。而吾朝所尚又不同，其烹试之法，亦与前人异，然简便异常，天趣悉备，可谓尽茶之真味矣”。类似言论甚多，这里不一一具引。

　　仔细考虑，我们会发现，这一世风的转变，其影响是深远的。首先，摈弃团饼茶，崇尚芽茶，流行更为简便的“一瀹便啜”，实际上已开启了明清茶俗简约雅洁，返璞归真之风，显然这是更切合茶文化注重情操意趣陶冶的宗旨的。所以，上述言论中的“简便异常、天趣悉备”、“尽茶之真味”、“开千古茗饮之宗”等等说法，自有其一定道理，并非全为腴词。

　　其次，所谓的“一瀹便啜”，便是以沸水冲泡茶叶并立即注入茶碗品味饮用。这与唐以来煎茶煮茶，甚至在煎煮时加以盐、姜调味的做法确实不同。所以，清初刘献廷的《广阳杂记》评说：“古时之茶曰煮、曰烹、曰煎，须汤如蟹眼，茶味方中。今之茶惟用沸汤投之，稍着火即色黄而味涩，不中饮矣。乃知古今之法亦自不同也。”他这里所说的“用沸汤投之”，也就是指“瀹”茶。

　　然而，正是由于瀹茶的需要，一种新的茶具——即能够提供瀹茶功能的“茗壶”也就应运而生，进入了茶文化的高雅殿堂，登上了文人的几案。通常，文人们在感受品茗时的愉悦时，会对眼前的美好事物加以赞叹。他们不仅咏茶、咏水，还咏茶器茶具。唐代元稹的《茶》诗“碾雕白玉、罗织红纱。铫煎黄蕊色，碗转麹尘花”。数句，咏及的器物有茶碾、筛罗、水铫、茶盏等四种，这是笔者所见茶诗中赞咏茗饮器具最多的一首。但是，遍检历代茗饮诗文，在唐、宋、元之时，“茗壶”则从未出现过。甚至在唐陆羽《茶经》(此文规范茗饮器具24种)，宋蔡襄《茶录》(此文点评茗饮必备器具5种)这样的经典作品中也不见“茗壶”。究其因，当然是因为当时并不存在这种瀹茶之器。而只有在明清人的著作中，我们才看到较多的有关这种茶具的材料。如明代万历时著名戏曲家高濂的《遵生八笺》中即有“磁茶注茶、砂铫煮水为上”的记载。

　　有趣的是，高濂同时还仿陆羽《茶经》，列出应用茗具23种，且为它们一一起了雅号，如茶瓯称“啜香”;茶炉称“苦节君”等等。其中，《茶经》中原有的与团饼茶有关的茶碾、茶罗等已不见;原无的茶壶——雅号“注春”(古人以“春”为茶、酒别名，可参阅明田艺蘅《留青日札》“茶酒名春”条)却赫然在列。这也反映了茶壶的出现确是明代茗饮风俗发生变异，团饼茶被芽茶取代出局，茗饮流行“一瀹便啜”以后的事。

　　不过，据明末周高起《阳羡茗壶系》一文所说：“茶至明代不复碾屑和香药制团饼，此已远过古人。近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又近人远过前人处。”我们还可知，明代所使用的茶壶大致有银壶、锡壶和福建德化、江西景德镇生产的瓷壶、宜兴生产的紫砂壶等多种。其中，性能优越的紫砂壶是在明中期至明末的上百年中才逐渐被人赏识的。所以，上引高濂的材料中，他所主张的最佳茶壶乃是瓷壶，并非紫砂壶。

　　以上，我们对明代茶文化发展中存在的这一重要转折，以及由此带来的茶风茶俗中的具体变化作了简要的分析。

　　进行这样的分析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上述分析辨明了南禅寺这件紫砂茗壶的文化背景，其实质也就是为了要更深认识它所体现的与文化背景相一致的重要意义。

　　明了这一点，我们认为，它的重要意义或重要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作为茗壶，它是明代茗饮器具的重要物证，其实，将它与一起发现的青花盏、煮水砂罐视为因某种原因一起遗弃的茗具组合，也未尝不可。它证明了明代已普遍盛行“一瀹便啜”的饮茶风尚。作为紫砂茗壶，它意味着宜兴紫砂陶已经与日用陶分道扬镖。紫砂陶已经升华为工艺陶，并且与茶文化相结合，演变为既相对独立于茶文化又相对独立于陶文化的自成体系的紫砂文化。可见，紫砂文化能够追溯到的历史是从明代开始的。这里顺便说明一下，由于不理解这一点，现在存在一个明显的误区，即有些人将是否是砂胎质地作为区别是否是紫砂陶的唯一标准，这就常常将早期紫砂陶与日用陶相混淆，以至将明代以前出现的日用砂陶也视为紫砂陶。紫砂陶是工艺陶。工艺陶与日用陶的性质是不同的。紫砂陶器与日用砂陶器的精粗差异、雅俗之分是显而易见的。试就此壶为例，它的胎不是很粗吗?但它的形体设计端庄而匀称，肩上四系与角状壶咀的配置协调得法，气势静穆稳重，即使以现在的目光来审视，也是一件十分出色的作品。另外，它胎体中泛现的黑色颗粒，显然是为防变形而有意搀杂的。壶体分底，面和中腹上下4片泥片经三次粘接而成，其难度可想而知。我们不能想象如此烧制出来的成品会是一件用来盛放油盐酱醋的砂罐、砂壶;会是一件汲水，煮水用的砂瓶、砂铫。

　　再以图五广口陶罐为例。这是一件明代中期典型的煮水器物，底面尚保留大片过火痕迹。它也是砂胎。但其造型简单、工艺粗犷，使用的成形工艺是拉胚法，以适应大量生产的需要。2001年宜兴梅林木桥村明代一古井(井中伴出嘉靖青花魁星点斗纹碗片一件)，曾一次出土这种煮水(又兼汲水)器6件(图八)。所以，这是不能认定为紫砂陶的，而只能归入日用砂陶类。可见，仅凭胎质认定紫砂是不妥的。我们千万不要将“紫砂”二字仅仅理解为“紫色砂粒子”。在明代以前，这当然是对的。但在入明以后，当文人墨客掌中捧着紫砂壶之时，咀中唱着“山家雅供称第一”(高士奇《宜壶歌答陈其年检讨》)之时，“紫砂”就是“紫砂陶”;就是“紫砂工艺”;就是“紫砂文化”。有朝一日，它还可能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现在，让我们回来继续认识南禅寺这件茗壶的意义。

　　作为一件早期紫砂茗壶，文化背景已决定了它的上限不会早于明初;它本身带有的一些原始特征，如胎粗、接胎痕、飞釉、无铭款等等，为确定它的下限不会晚于明万历时期提供了依据。(明万历时期紫砂工艺已处在成熟阶段，可参阅笔者旧文)故参照随出的也有理由认定为成套茗具的正德青花碗的年代，界定其具体时间同在明正德时期是完全可靠的。显然，它是离供春最近，甚至是与供春同时的茗壶。

　　总之，南禅寺明代古井出土的这件紫砂茗壶，以其精彩、丰富的内涵意义，在紫砂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