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4-07-30 来源:紫砂之家
从万历(1573-1620年)开始的明朝晚期,既是一个礼崩乐坏、经典权威衰落的时代,也是文化事业空前活跃、繁荣辉煌的时代。其时,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互动十分频繁,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之间的界限也变得相当模糊。就紫砂陶艺来说,一方面一大批文人对紫砂陶制作的兴趣日益浓厚,他们和卓越的工匠交游,欣赏并且推荐工匠们的成就。如晚明书画界执牛耳长达数十年的董其昌(1555-1636年),就“尝定制宜兴茗壶、墨砚,自书铭识”。(李景康、张虹《阳羡砂壶图考》)董其昌的好友、文坛领袖陈继儒(字眉公,1558-1639年)则曾为时大彬的弟子蒋伯敷改字“伯芩”,“且为之撰书壶铭”。另一方面,一批杰出的工匠则通过与文人们的交往,提高了自己的艺术修养,使其作品增添了文人意趣。譬如时大彬“初自仿春供得手,喜作大壶,后游娄东,闻陈眉公与琅琊(清初著名画家王鉴)、太原(清初著名画家王时敏)诸公品茶施茶之论,以作小壶”。(周高起《阳羡茗壶系》)而蒋伯招致”,“然其所作,坚致不俗也”。
个人的天赋与努力,加上社会环境的影响,使得晚明,尤其是万历年间紫砂工匠名家辈出。而时大彬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展开剩余全文
精品推荐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