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之上，茶叶北行，茶风北渐

　　沟通与交流，是大运河的主旋律，它不仅沟通了南北、城乡、水陆，也承载了两千多年来绵延不绝的货物往来和文化交流，其中就包括了茶叶的流通与茶文化的传播。

　　在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中，茶早已无所、无时、无地、无事不在，但从历史上看，茶自从逐渐走出其起源地(中国西南地区)后，在很长时间内都只是一种区域性饮品。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饮茶风气熏染的仍以南方人士为主，广大北方地区对茶了解不多，消费也少。北方贵族和南方名士对于茶的不同态度，还引发了一则则趣闻。例如，曾在南齐为官，后来投奔北魏的名士王肃喜欢喝茶，每次能喝一斗，北魏都城的读书人称他为“漏卮”，意思是说他就像一只漏水的杯子。在一次由孝文帝举办的宴会上，孝文帝问王肃南北饮食中“羊肉与鱼羹，茗饮与酪浆，何者为上?”，王肃回答说，羊就像齐鲁大邦，鱼就像邾莒小国，而“茗”只能给“酪”作奴仆。以王肃的身份地位，或许只能这样谦卑地回答，但从此北朝人就把茶呼为“酪奴”了。北朝贵族还把喝茶称为“水厄”，对他们而言喝茶不是身心的享受，而仿佛是厄运临头。

　　“酪奴”、“水厄”这两个对茶的别称、戏称甚至是蔑称，说明了北方地区对茶叶的拒斥。然而，这种状况到了中唐前后却有了很大改观。根据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的描述，当时山东、河北许多地方直至京城西安，茶店遍布，往来的行人只要付钱就可以喝茶。茶风之盛甚至让封演感叹：“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可见，当时无论北国或塞外，饮茶已成风习。

　　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通常认为和佛教禅宗在北方的兴起有很大关系。禅宗以坐禅为基本的修行方法，为了提神醒脑，也为了清心涤虑，僧人纷纷以喝茶帮助禅修。当禅宗在北方大兴时，禅院的茶风自然也吹拂到了民间。此外，以陆羽为代表的一批嗜茶文人对于茶饮的鼓吹也有助于喝茶习俗的流播。

　　唐代中叶，茶业崛起并蓬勃发展，茶叶甚至取代了唐代前期的绢帛而占据市场上的首席地位。茶叶产地在巴蜀、江淮、两湖，而销售却远达北国、吐蕃、塞外，如果没有一定的运输网络，茶叶的消费市场或许就会小很多。尽管无法描绘出当时贩运茶叶的具体路线，但茶叶作为一种大宗商品，水运作为一种相对廉价的运输方式，沿运河北上应该是一种合乎情理的选择。

　　中唐前后北方地区茶饮的普遍，既得益于禅僧和文人有意无意的推广、茶业自身的发展，也要归功于大运河为茶叶北行、茶风北渐提供了便捷的渠道。

　　唐以后的各个时期，京杭大运河依然向北输送着茶叶与茶文化。宋代东南产地的茶叶向京城汴京运输，也是通过运河。据记载，当时有东西两条路线，其中东路便是从真州、扬州进入运河，北经高邮、楚州、陈留到汴京。史书称东路“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富，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运河作为宋代运送东南地区粮食、财货的大动脉，也是茶叶流通的主干道。从东南产地运到汴京的茶叶，主要供应给京城一带的居民。汴京城内茶肆、茶坊林立，和从运河漂来的茶叶是分不开的。

　　运河流过城镇，催生了沿途一些地方的茶文化。现以有着“中国运河之都”之称的运河城市山东济宁为例，元代，运河才流经济宁，明代，济宁以居于“南北咽喉，子午要冲”的地理位置，在汇聚南北货物，吸引各地商贾和手工业者的同时，也孕育了自己的饮茶风尚。明清时期，济宁的运河两岸茶行林立，济宁成为鲁西南最大的茶叶集散地。茶叶经运河运输，基本来自福建、浙江、江苏、安徽，种类有青茶、红茶、花茶、绿茶等。青茶多在当地销售;花茶、红茶多转销天津、济南和胶东。

　　大运河的开凿和贯通极大地推动了各地物资、文化艺术、生产技术、风情民俗等的交流与融合。在茶叶的事例中，我们也看到，大运河不仅为北方带去了江南的物产，也带去了江南的生活方式，使北方文化增添了几分江南文化的韵味。从这个意义上说，“茶叶”虽然微小，也是一扇了解运河以及运河文化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