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砂壶历史之振兴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五六年间，紫砂生产一直徘徊不前。即使生产量最大的1954年，全年烧窑14窑次，仍比1948年的20窑次下降了30%。

　　紫砂行业的不景气，使得从业的紫砂艺人看不到希望。1951年，连身怀绝技的顾景舟都在徐汉棠的陪同下去上海找其他工作了。他经人介绍，想进天源化工厂，考试已经合格，只是因为体检时发现有肺结核而未被录用。这病，对于顾景舟是不幸，然而对于中国紫砂业却是一大幸事!要不然， 中国将又多了一名平凡的工程师，而少了一位天才的紫砂艺术大师了。

　　中国紫砂业向何处去?历史选择了——违背规律的大一统。

　　根据中国共产党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要求，从1954年起，国家开始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属于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紫砂业亦概莫能外。经在紫砂行业内叱咤风云的葛德和、利永、陈鼎和、铁画轩等紫砂企业，或者停业，或者被公私合营了;而从紫砂器诞生的那天起就在家庭作坊从事个体劳动的紫砂艺人们，破天荒地第一次被组织起来，从事整齐划一的集体劳动。

　　1954年10月，第一家紫砂生产集体汤渡陶业生产合作社蜀山紫砂工场建立了。以后，几经变迁，包括吸收私营企业入社和与公私合营的陶器厂合并等，公有化程度越来越高。到1958年10月，终于形成了唯一的县办大集体企业——宜兴紫砂工艺厂，实行垄断性的计划经济。

　　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对紫砂业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危害：

　　1.经常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据徐秀棠《中国紫砂》记载：1958年“大跃进”，紫砂生产合作社在短短的半年中，招收徒工近千名。原有的五幢厂房不够用，便安排分三班生产，临时搭建草棚宿舍，便于三班轮流休息睡觉，并提出‘一步登天上大学，三天学会高级工艺品’ 的口号，产值、产量逐日增长甚至翻番。即使是刚进厂的徒工，也打破常规，取消基本功培训，立即归入生产班组，计算产值，从事实际生产。”其结果是： “产量迅速扩大，但质量却直线下降。老艺人出样的品种有：双线竹鼓壶’、‘牡丹壶’、‘蛤蟆莲蓬壶’等，价格不菲，然而经徒工大量仿制，便成质次价高的‘劣质高档工艺品’，因而无人问津，闲搁在仓库内”。“高烧”退了以后，“1960年起精简职工，到1 963年底，紫砂工艺厂的从业人数578人，仅为1958年的28%”。(倪洪林《紫砂鉴赏及收藏》)

　　经过这一番折腾，紫砂业元气大伤，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没过两三年安耽日子，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红卫兵大破“四旧”，砸烂一切封资修黑货。花盆当然是不能生产了，全厂上下不管手艺高低，艺人们无一例外地都被投入至面向大众的产品生产中去。”(徐秀棠《中国紫砂》)一些著名艺人还受到了冲击，如顾景舟“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帽子，并受到批判，还有人污蔑他在抗战时期干过伪保长，把他制作盖有底印的小花盆示众，大字报上注明为资产阶级服务。” (徐秀棠、山谷《紫砂泰斗顾景舟》蒋蓉则更惨， ， “作品被说成封资修黑货，白天做茶壶，下班还要扫厕所，当搬运工，十年没有搞出一件创作。”(李予《六十八岁的新嫁娘》)

　　2.工业化大生产对紫砂传统技艺的伤害。几百年来，紫砂制作不管是粗货、细货还是特艺品，均系纯手工制作。然而受“大跃进”的影响，紫砂工艺厂也适应潮流想多快好省地提高效率，在紫砂成型方面，开展了所谓的技术革命和发明创造。刘汝醴、吴山《宜兴紫砂文化史》的“大发展的年代(1958年至今)”一节中，在“紫砂工艺的技术革命和发明创造”的小标题下，满腔热情地赞颂道：

　　“实行全面模型成型。成型模型化是扩大紫砂工业生产的重要手段：紫砂工人以苦干、实干加巧干的精神，完成了大批模型的翻制，实现了全面成型模型化的计划。生产效率普遍提高了2-8倍。

　　注浆法试验成功。注浆生产是紫砂艺人多年来的美好理想。全厂艺人和技工采用边生产、边试验、边改进的办法试验成功。注浆法操作简易，产量高，泥质细腻，色泽鲜明，规格统一。”

　　今天看来，这些成型模型化、注浆工艺等集约化、标准化的现代工业手段，恰恰侵蚀、改变了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紫砂陶这一民间手工艺品强调个性和艺术差异的内涵，使得艺人的艺术创新精神受到阻断，手工技艺含量降低，紫砂壶宜茶与紫砂花盆通气的性能也同时被阉制。长此下去，紫砂陶将面临被摈弃或变质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