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朱泥壶的发展与署款文化

     摘要：朱坭壶是宜兴县的非主流派，款式较多，容量较小，但她启发了闽南沿海乃至南洋一带的壶艺、茶风。由于自成一格的署款文化，形成了“大彬”、“孟臣”比比皆是，造成了考证上的“雾区”。明清两代。朱坭壶与闽南茶文化结下不解之缘，符合功夫茶壶“宜小不宜大”的概念。且因壶身较小，往往将题款移至壶底。由于明清达官显贵对紫砂器的追求，“上行下效”，使品茶三要，其中之一就是“壶必孟臣”，“孟臣”已成为宜兴朱坭小壶的代名词，所以朱坭壶虽有名款，但太多的“大彬”、“孟臣”反而等于无款了。

     在玩赏宜兴紫砂壶的过程中，常有一种感觉：紫砂壶是“他”是He；朱坭壶是“她”是She，这种情感投射，当然其来有自。

     就用途而言：紫坭是宜兴茶具的主流派，蕴于甲泥之中，又称“岩中岩”，其胎骨坚致，可独自成大器；朱坭则属非主流派，深藏于泥矿底层，矿形琐碎，须经手工挑拣，古谓“未触风日之石骨”。不利独自成陶，通常用作器表化妆土。

     就色泽而言：紫坭色相沉郁稳重，庄严凝练，宛如玄铁重刀；朱坭色泽红艳活泼，娇妍多姿，犹如柳叶软剑。

     就泥性而言：紫坭成型较易，坯体烧成率较高，窑温宽容度亦大；朱坭成型工艺难度较高，成品率约仅七成，泥性甚娇甚挑。

     就触感而言：紫坭胎身气孔结构较疏松，器表触感较明显；朱坭颗粒细腻，器表透明度佳，触感平滑。

     就声音而言：弹指扣之，紫坭音频较沉郁，共振性稍低，彷若男音；朱坭音频相对较高，共振性佳，犹似女声。

     就式度而言：紫坭器形貌多变，或方或圆，或光或花，体多大方，容量较大；朱坭器形制较少，多为光素几何形，造型趋于纤秀，容量较小。

     就地域而言：紫坭素为江南主流，一脉传承五百年，不绝如缕，近代更于港台汇成波澜；朱坭虽根柢深植宜兴，但个性活跃，每于域外带动风潮，如十七世纪中叶起，外销欧洲的“红色瓷器”。再如清同治以后，轰动东瀛茶陶两界的“朱坭烧”；以及从明末至民初，在闽南沿海，乃至南洋一带，所掀起的“水平壶”红色风潮。更值得注意的是，朱坭器所鼓动的红色流行风，每每引起欧洲、日本、潮汕、台湾陶人以各种方式加以临摹仿制，进而启发了当地的壶艺、茶风。

     明清朱坭壶考证的雾区

     二十世纪末叶，宜兴紫砂茶具在港台倍受青睐，不论紫坭、朱坭、绿坭、段坭，具成为茶客壶人的府藏珍爱。与此同时，对紫砂陶器的研究亦受到重视，成为显学。在研究探讨的过程中，当代作品一辨真伪，二评工艺成就，三论典藏价值，基本上问题不大。明清紫砂器则因历来作伪高手多，真赝之判较具挑战性，然紫砂陶史不过五百年，虽史料有限，但也不致考据无门。加上紫砂器的署款文化是历代工艺美术作品中较为罕见的，这种传承相当程度的深化了紫砂器的人文底蕴，更增添了后人的收藏乐趣，许多明清紫砂器的真伪辨别，也往往是依附着器身的款识而开启。反倒是明清朱坭壶的考证，面临了微妙的态势，以今后收藏家们的眼力与经验法则，对朱坭壶的断代辨伪，大体已能形成共识，争议有有限，然而对朱坭陶人们的考证，却不易找到着力点。因为同样系出宜兴的朱坭壶却因为自成一格的署款文化，形成“大彬”、“孟臣”比比皆是的盛况，几乎无法将一般砂壶的鉴赏准则转移、延用。形成了考证上不易突破的“雾区”。

     无怪乎，初入此道者往往迷惑与：为何在朱坭壶的世界里，孟臣、逸公、大彬的作品如此丰富？而孟臣高寿三百尚能制壶？大彬死后照样可以制器题名？其实，这个特殊的“行规”已绵延三百余年，早就成为朱坭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所以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来看，诚如奥玄宝所言：“然壶本玩具也，玩具之可爱在趣不在理……择其善者皆取之……知理知趣是为上策。”准此，则朱坭小壶能考之有据者，是谓理趣兼得；若未能如愿者，也不妨好好欣赏其意趣之所在。其实，透过各类资料的整合，我们还是可以大致掌握清明朱坭壶的脉络，这位红姑娘尚不致于“不可理喻”，反而应是“理趣兼具”的。

     更何况，朱坭壶的署款文化是传之有年的习俗与行规，此与古今作伪谋利者所涉之“道德”问题，在动机上有着截然不同的差异。

     当朱坭壶遇见工夫茶

     要认识朱坭壶的署款文化，首先要了解她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就明清两代紫砂壶的分布情形来看，紫砂壶（当然亦包括若干的朱坭及各色砂壶）较集中于南京、上海、苏杭等江南人文荟萃之处，数量相对亦多。朱坭小壶则多见于闽南及广东潮汕沿海，由于传世的明清朱坭壶多已毁于战乱与文革时期（少部分晚清制器近年陆续由海外回流），但因闽南地区向有物器陪葬之俗，部分老壶在地底下幸免于战祸，所以目前朱坭古壶多以出土器比例较高。但近十年来因建设开发及非法盗墓频仍，迄今出土器已日渐稀少，且质量俱衰，或多破损，高档朱坭壶已可遇不可求。为了探索个中玄妙，笔者曾往访闽南工夫茶区实地了解，并与第一线的文物贩子接触，发现朱坭古壶出土的两种主要途径：一是开建路基出土，二是盗墓所获。前者通常并无相关纪年资料（有些是文革动荡期间埋入地底）；后者因其非法性，更无法提供如墓志等考据资料。遗憾的是，随着出土器的日渐稀少（事实上，许多地区的墓葬早已十室九空），籍由墓志纪年来考证文物的“学术派”正统作法，只怕希望渐微。

     朱坭壶产于宜兴，制于宜兴，殆无疑问，但在历史的冥冥安排中，她优点像王昭君，先后被派去欧洲、日本、南洋等地进行文化输出。既要踏出国门，远嫁异域，那东南沿海的港口如厦门、汕头自是必经之路。这条始于明末，从江苏宜兴、上海到福建、广东沿海的“红陶之路”几经兴衰，也造就了宜兴朱坭壶与闽南茶文化结下不解之缘的原因。工夫茶区之所以特别推崇宜兴所产的朱坭小壶，除了她的殷红胎色象征吉祥喜气，也因朱坭不宜独制大器，恰恰符合工夫茶壶“宜小不宜大”的概念。这同时说明了为何紫坭、绿坭、段坭壶相对较少在工夫茶区出现的原因。

     在茶文化中，东南沿海盛行的“工夫茶”堪称中国最古老的茶道之一。工夫茶的发源地在潮州，据史载，早在北宋时期，潮人便以能饮且善于饮茶之道著称。就像宜兴紫砂壶的滥觞一样，明太祖下诏废除龙团凤饼茶，无异就像解除了砂壶与散茶的戒严令般，直接刺激了茶的平民化与相关产业、器具的蓬勃发展。明万历时期，一方面紫砂壶的名声已远播宇内，另方面工夫茶俗已风靡闽南、广东等沿海地区，这两股茶与壶的风潮随着商贾、官吏的迁移，陆续在东南沿海融汇，相激相荡，并且迅速取代瓷壶、茶盏，以“世间茶具称为首”之姿，与工夫茶俗紧密结合。

     1987年，考古学家在盛出朱坭壶的福建漳浦县盘陀乡庙埔，发掘出明万历38年入葬的明户部尚书庐维祯夫妇合葬墓，其中有一件“大彬”款紫砂壶（此壶经南京博物院宋伯等学者断为大彬真迹，现藏福建博物院）。此壶盖沿已见磨损，显系入葬前已被使用一段时日。壶高11公分，约为今人所谓之中壶，比入清以后日趋小巧的水平小壶为大。此一发现的部分意义为：一、对照宜壶的形制演变，此壶正是大彬制壶由大趋小的部分历程。二、紫砂壶在滥觞不久之后的万历年间便已走入闽南。三、紫砂壶初入闽南是由贵族为媒介，且为上层社会的奢侈品，非寻常人家可用。

     经历近千年的发展，饮茶活动在清代早已是遍及社会各阶层的重要休闲项目，尤其是在闽南的工夫茶区，茶更具备不可或缺的社交功能。有趣的是，迥异于紫砂文人壶将诗文题于壶身的作法，朱坭壶因壶较小，不宜题作，逐将此风转移至壶底，例如逸公款梨式壶刻有“谈笑有鸿儒”（此语出自唐刘禹锡《陋室铭》，下句为“往来无白丁”）。朱坭掇球壶底刻“明月三人太白杯”（典出诗仙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只不过现下是以茶代酒，取其诗意也）。此外如“香引玉人来”、“高朋满座”、“知君于此景”、“诗人作伴、文人同居”等句，皆是反映着以茶会友的社交心态；当然也印证了朱坭壶缘自宜兴紫砂文化的血缘关系。

     既是友人相聚，免不了要在茶余饭后，对茶壶评头论足一番，因而发展出对宜兴茶具的主流评价与使用心得。如李渔《杂记》：“凡制砂壶，其嘴务直，购者亦然。一曲便可休，再曲则称弃物矣。”《阳羡茗壶系》：壶供真茶，正在新泉活火。旋沦旋啜，已尽色声香味之蕴。故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宜盎不宜砥。“这些主流价值深深左右着宜兴陶人的制壶观念，影响深远。据史载，明末紫砂壶的容量由大趋小的运动产生影响。入清以后，工夫茶更是要求”壶小如香橼“（袁枚《随园食单·武夷茶》）、“壶之采用，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翁耀东《潮州茶经》）。以现代行销理论观之，这正是受“消费者导向”影响的必然结果。

     达官显贵对紫砂器的热衷追求

     至于工夫茶区，紫坭壶与朱坭壶这两支系出同源的佳器，彼此之间的竞逐又是如何？从闽南一地历来出土的田野经验看来：自明万历起至清初应是以紫坭壶为主力，至清中期渐渐淡出；而朱坭壶则自清初渐增，过清中期以后达到全盛，并延续到二十世纪初。两者交叉重叠区隐约出现在清初至清中时期。就容量上的比较，两者皆大致吻合：清初大于清中，清中又大于清末的递小趋势。

     在明清朱坭壶的出土档案中，最具代表的额首推“陈鸣远朱坭壶”的出土。1990年夏天，福建省漳浦县，离大彬壶出土处不远的南坑村有一古墓被盗掘。此墓为清乾隆23年入土的蓝国威墓。（蓝氏为康熙60年贡生，死于乾隆年间）。在当地公安的追查下，盗墓者交出所获文物，其中最具研究价值的首推底刻“丙午仲夏，鸣远仿古”的朱坭壶（此壶亦经南博考古学家断为鸣远真迹标准器），此外尚有“若深珍藏”款青花小瓷杯四件，及锡罐一个，里面装有提名“素心”的茶叶若干。这些器具都是功夫茶醉讲究的精品，不但说明了墓主饮茶的嗜好与品味，更具体记录了雍乾时期的茶俗风尚。特别值得探究的是：此壶所落的“鸣”、“远”两枚阳文篆字小章，采用上圆下方的印章格式，这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数件乾隆皇帝御诗茶具上“乾”为圆章，“隆”为方章的格式相同，两者年代相近，款式相仿。这类上圆下方的二字章似乎是在雍乾时期在出现的，同期并有“荆溪”、“邵旭茂制”等上圆下方印式。这种右侧题诗文，左侧钤方圆二章的格例是否为陈鸣远朱坭壶的标准格式？虽为可知，但显然自乾隆以后的历代朱坭陶人常常援引此式，制作出如“时”“大彬”、“惠”“孟臣”等款识的朱坭壶。

     无疑地，达官显贵对紫砂器的追求与喜好，是宜兴壶跨进工夫茶系的重要媒介。福建博物馆王文径馆长在《闽南出土紫砂壶侧记》一文中，写到：“从嘉靖年间刀清初（闽南地区）曾出现过一个特殊 的繁荣时期……仅漳浦一县，从嘉靖至崇祯年间就有一百二十多个‘进士及第’……至清初……漳浦也先后出现了三百多个五品以上的武将……”。就社会文化层面来看，清、康、雍以后，世局早趋安定，正值太平盛世，士大夫之间品茗玩物之风甚炽，越是上层阶级的人，对茶器越为讲究，“名人配名壶”，就像今日名流要追求名车名表般，蔚然成为社会地位、声望品位的表征。况且以东南沿海对工夫茶艺的讲究程度，世间茶具之首的紫砂壶是达官贵人的必备门面。

     吴梅鼎《阳羡茗壶赋》：“一瓷罂耳，价埒金玉，不几异乎，顾其壶为四方好事者收藏殆尽。”这种追求名壶名作的现象亦可由前述两大名壶的出土档案印证：大彬、鸣远制器早在清初便享有“宫中艳说大彬壶，海外竞求鸣远碟”的美誉，既用“艳说”、“竞求”来形容，可见此器绝非人人可得，庐维祯与蓝国威两人想必也引此为豪。总之，此两大名壶得出土，除了对时大彬、陈鸣远得研究大有裨益外，还应对“此两壶俱出土于朱坭壶最盛出得漳浦”，背后所蕴涵的意义，进行更深入的茶文化考证。

     到了晚清，更有名仕到宜兴订壶，作为往还交际之用，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潘壶”。据《阳羡砂壶图考》记载，潘仕成字德畲，为清道光广东番禺人。先世以盐贾起家，累官至两广盐运使。由于潘氏家传素嗜饮茶，便在宜兴定制专属砂壶，一则自用，一则往还馈赠。潘氏订制德砂壶形制固定，且惯于将印款落於盖沿之上，壶底及他处反而不落款，所用印款均为阳文篆字“潘”印。由于潘氏远播，世人乃将此一形制称为“潘壶”。

     品茶三要 壶必孟臣

     所谓“上行下效”，上层社会对茶具德研究若此，自然带动中下阶层德起而效尤。大彬、鸣远壶氏可望不可及德，於是宜兴所产德“紫砂壶”便成了基本的要求。昔时，闽南、潮汕的“茶博士”一般要求工夫茶具必备四宝：“供春、孟臣冲罐、若深瓯（小而薄的白瓷杯）、玉车碾（烧水陶壶）、潮汕烘炉”，其中紫砂壶名列“工夫四宝”之首。清人俞蛟《梦厂杂著·潮嘉风月》：“壶出宜兴者最佳，圆体扁腹，努嘴曲柄，大者可受半升许。”《蝶阶外史》：“壶皆宜兴砂质，龚春、时大彬，不一式。”台湾史誌学家连横《茗谈》：“台人品茶，与漳、泉、潮相同……。茗必武夷，壶必孟臣，杯必若深，三者为品茶之要，此非不足为豪，且不足待客。”可见其风尚之一般。徐珂在《清裨类砂》中有进一步的形容：“闽中盛行工夫茶，粤东亦有之，盖闽之汀漳泉、粤之潮，凡四府也。烹治之法，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精。炉形如截筒，高约一尺二三寸，以细白坭为之。壶出宜兴者为最佳，圆体扁腹，努嘴曲柄，大者可受半升许……杯小而盘如满月，有以长方瓷盘置一壶四盏者。且有壶小如拳，盏小如胡桃者……，壶盘与盏旧而佳者”。

     由于宜兴与闽南距离不近，相对价格亦高，所以并非人人都能求而得之，连宜兴所产紫砂茶罐亦水涨船高。清人郭柏苍《闽产异录》栽：“泉漳试工夫茶者，多依陆树声茶谱烹论，其贮茶之小缸以极小之宜兴（所产）为上……今亦难得。”允为一证。

     我们无法明确得界定朱坭壶特殊的署款文化史起自何时，但正如王文径馆长所云：“在闽南人的意识中，孟臣即紫砂壶得别称，无论是时大彬款、陈鸣远款的壶，都一概以孟臣壶称之……他（孟臣）占领了闽南的茶室，几乎是淹没了前者和后来者得名字。”一统天下得“孟臣”的确为后人玩赏朱坭古壶时，带来相当程度的困扰。《阳羡砂壶图考》：“孟臣制品，浑朴精巧无不具备；逸公则长於工巧，而浑朴不逮。”孟臣因其名声大，为后世陶人籍名，成为宜兴朱坭小壶得主要代名词，有趣得是，惠孟臣、惠逸公、张君德、陆思亭诸家俱为清季擅制朱坭器得好手，而张君德、陆思亭则成为特定壶式得代名词，君德壶式广腹稳重，思亭壶式俊秀高雅，各自留名于朱坭陶史。闽南俗谚：“一无名，二思亭，三孟臣，四逸公”。其中无名指的是“供春”（亦谓无款多佳器）；思亭排名优於孟臣，有可能是思亭壶式俊挺，停立茶船之中，有若矫龙昂首，气韵出众。

     清《龙溪县志》记载了当时人们“讲武夷茶，以五月至，至则斗茶。必以大彬之罐，必以若深之杯，必以大壮之炉，扇必以琯溪之蒲，盛必以长竹之筐。”又，清道光年间周凯撰《厦门志》：“闽南人品茶习俗好啜茶，器具精，小壶必曰孟公壶，杯必曰若深杯。”从本文先后所引用的几段对工夫茶俗的描述史料中，不约而同地，对壶具不呼其名，不称紫砂壶，不称宜兴壶，而迳以“孟臣冲壶”、“大彬之壶”等瓜代。这微妙的透露出闽南人对紫砂名壶的投射心态：既然名家真迹不可得，姑且以之为名，聊可收心理补偿作用。

     时至今日，当地人称朱坭壶为“砂罐”或“冲罐”（也许是缘於工夫茶流程中的高冲、淋顶动作）‘称潮汕以手拉坯仿制的汕头壶为“土罐”或“刷罐”（闽南音，形容汕壶上的化妆土釉特征）。砂罐是得之不易得外来“名产”，土罐是本地自产得“土货”’加上坭料、做工精粗有别，所以壶价贵贱，每逾十数倍；正是这种“市场导向”的作用，它绝对性的左右了当时宜兴朱坭陶人，甚至是潮汕拉坯匠师的署款方式。事实上“名牌投射”的心态古今皆然，例如在台湾，惯称洗碗精为“沙拉脱”，而不管实际上用的师什么熊、什么鸽。实侧“沙拉脱”是当年洗碗精市场的先发品牌名称，大家相沿成习，久则久之久成了洗碗精的代名词了。又如台湾至少又超过十余种、四千家廿四小时营业的便利商店，可人们通常的“一以贯之”地通称为“7-11”。明白了这个道理，相信有助于对明清朱坭壶的署款文化释然以对。

     结语

     自来有谓“无款多佳器”，相对于大彬、鸣远的显赫名声，与赝鼎充斥，无款壶反而潇洒自在。日人奥玄宝所著《茗壶图录》：“壶或有无款而优於无款者，然无款而良者，不及有款而良者。近人往往爱无款者，无他，虑有款之真伪难辨也！”一语道尽古壶玩赏之两难处。其实，朱坭壶虽有名款，但太多的“大彬”、“孟臣”反而等于无款了。诚所谓“有款求其真，无款求其善也。

     一杯茶好喝，是因为茶好人好，不是因为包装上写着“头等奖“；

     一杯茶不好喝，不论什么原因，也不会因为上头写着“特等奖“而应该好喝。

   （作者系台湾紫砂“艺茶网“创始人  《紫玉金砂》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