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兴紫砂陶的起源和发展演进

 　　宜兴陶瓷生产的历史，源远流长。从各个方面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调查所累积的文献资料来看，宜兴地区的制陶业开始于原始社会时期。

　　根据宜兴全境内分布的普查资料，宜兴陶瓷业的起源不晚于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在张渚区归径乡的骆驼墩、唐南村以及鼎蜀区洑东乡的元帆村 (下层) 都查找了以细泥制的红衣陶钵、夹砂组红陶助、釜及牛鼻式耳罐为特征的陶器，它们与磨光的石斧、石锛共存于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陶器的主要特点都与太湖流域及钱塘江流域的“马家兵文化类型”特点相一致。

　　考古调查发掘的大量文献资料，说明随着生产斗争经验的不断丰富，从事宜兴陶业生产的原始居民的制陶技术也在不断演进，与太湖周围的其他氏族社会生产同步向前发展着。在同一个文化遗址，如助蜀附近元帆村的叠压 (中层)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一个发展过程：最早的以盘筑法手制后，经过充分氧化焰烧成的低温红陶，如何过渡到轮制后经过还原气氛烧成的灰陶或再用渗炭法烧成的乌黑发亮的黑陶。伴随陶器出土的石器工具证明，该遗址的文化分期应归入“银渚文化”时期。再往后，相当于商周之际的几何印纹软陶和磨制石器、小件青铜器共存的文化遗址，在助蜀周围地区也发现了好几个的地方，如张泽乡寿山村东氿边和大树村山坡等地。

　　在分布全境内的古窑遗址调查考察中，曾发现大量的残陶碎片，加之川埠乡和西山前“汉代窑址”、南山北麓“六朝青窑址”、汤渡村“古青瓷窑址”、均山“青瓷古窑址”、涧众“唐代古龙窑遗址”的墓葬出土，也有几何印纹硬陶、原始青瓷以及汉代的陶罐、陶鬲、陶瓶、陶助，证明宜兴不但是“印纹硬陶”的基地，也是原始青瓷的另一故。

　　唐以后直至南宋的古窑址，几乎遍布县西南部*山地及的许多乡村，这也都说明宜兴的陶业是名副其实地有着历史渊源的。

刘一飞 原矿紫泥《满福石瓢》

　　宜兴制陶窑业区域上的变迁

　　根据实地调查勘察以及有关史料的查证，宜兴窑业区域范围自南宋以来的变迁情况如下：宋朝南迁后，受当时社会政治军事的影响，西部山区的制陶业，也纷纷投入为军需服务的生产中，大量生产各种大小水罐。在调查中发现的每一古窑址的残陶堆，几乎全部是大量所谓“韩瓶”的废器，其中也间杂很多较为完整的产品，但这些产地，似乎在南宋以后，就没有再生产的迹象。

　　自南宋迄元代的将近一个多世纪中，宜兴的制陶业，虽然持续生产，但并无明显的发展趋势，一直要到明代才逐渐中兴。明代陶业逐由宜兴西部山区向东南方向转移。由于东南地区依山傍水，矿土资源丰富，水陆交通方便，社会政治又相对稳定，宜兴制陶业才有着长足的发展。据调查，明初宜兴窑址多分布于沿山一带;南起洑东白坭场，北至川埠查林大岭下，纵长二十余华里，至今还存有近数百年前的窑址。到明代中晚期以后，南北窑业相互*拢，逐渐在鼎蜀镇形成了方圆约十五平方公里的称誉中的新陶都。

　　宜兴陶瓷业有着优秀历史常规，总是以生产日常生活用陶为主流。几千年来，随着社会发展、时代变迁，它历经几度兴衰，但基本上没有断产，其所以有这样强大生命力是和上述常规直接相关的。

　　宜兴陶业统称中的几个分支：宜兴陶业从明清以来，大体可以分为六个大类型，按照当时的行次，分称：粗货 (指最大型的缸、罐类)、溪货 (指腌菜瓮、酒?类)、黑货 (指中小型盆罐类)、黄货 (指日常炊具，如砂锅、糖罐等小罐小?类)、砂货 (指中型盛器，如陶钵以及“汤婆子”之类)、紫砂 (茶壶、花盆、瓶鼎和山艺陈设品的紫砂工艺陶)。

　　紫砂陶的创始与发展

　　紫砂陶瓷艺术的创始，根据对一些文献的研究的古窑址的发掘，可以追溯到北宋中叶。

　　先说文献记载。如梅尧臣《宛陵集》第十五卷《依昀和杜相公谢蔡居让寄茶诗》有句云：“小石冷泉留早味，紫坭新品泛春华”;第三十五卷《宣城张主簿遗雅山茶次其昀》有句云：“雪贮双砂罂，诗琢无玉瑕。”又如元代蔡司沾《霁园丛话》里也记载说：“余于白下获一紫砂罐 (俗称壶为罐)，有「且吃茶，清隐」草书五字，为孙高士遗物，每以泡茶，古雅绝伦。”(注：孙高士名孙道明，号清隐，元末人，曾名其居处为“且吃茶处”)这些吟咏和记述，多直接谈到了紫砂茶具，说明在宋元问宜兴已有了紫砂器。

　　再说古窑址的发掘。在鼎蜀地区，由于古今窑址的重叠，加之解放后废弃旧式龙窑，宋代窑址已较难寻觅，再者，古代窑址分散，故发现的数量也较少。这些窑址发现的产品以缸类为主，与张渚地区发现的有所不同。比较重要的宋代窑址，是一九七六年红旅陶瓷厂兴建隧道窑移山整基时发现的蠡墅村羊角山的早期紫砂窑址。就笔者实地考察所见，羊角山窑址为一小型龙窑，长十余米，宽 一米多。当人们发现它贝有考古价牍而加以重视，其墩阜已被掘去大半，尚有上层为近代的缸瓮残器;中层为元至清初的废品 (中有细颈大腹的釉陶注壶及器肩堆贴菱花状边饰的陶瓮等);下层则是早期紫砂器的废品。羊角山早期紫砂器的废品堆，以各式壶类为主，有大量的壶身、壶嘴、提梁、把手和器盖发现，特别要指出的是，部分壶嘴上的捏塑龙头装饰，与宋传流行于南方的龙虎瓶上的捏塑手法相一系;再结合此层所掘出的宋代小砖，以及中层出土具有元明风格的器物来看，大致可以推定下层堆积为宋代产品，而主要的烧造年代大抵在南宋，其下限可能延续至元代。

　　观蔡羊角山出土的早期紫砂残器可知，其器物的用途与明清乃至现代的紫砂器有较大区别。当时的紫砂器，如钵、罐、壶等，胎质均较粗，制作也不够精细，可能作煮茶或煮水之用;但考查中华茶道文，在宋代还未发展到手撮茶叶、用壶冲饮，替代烹煎方式的阶段，一九六六年，在南京市郊江宁县马家山油坊桥挖掘的明嘉靖十二年 (一五三三年) 司礼太监吴经墓曾土一件紫砂提梁壶，从它的形制与装饰纹样推测，它被用作案几陈设品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紫砂陶技艺上的演进

　　拿《阳羡茗壶系》(明朝周高起着)、《阳羡名陶录》(清朝吴骞着)和《宜兴县旧志》等史籍的记载，来跟羊角山古窑址发掘所得残器的制作工艺结构、手段，以及南京外吴经墓出土的那件紫砂提梁壶的制作工艺技法对照着揣摩，可知史籍文献的记载是正确的;紫砂陶因宜兴制陶工艺不断演进而诞生，这个观点是研究紫砂历史得出的。《阳羡茗壶系》的“创始”一节及《宜兴宗旧志》的“艺术”一章，都这样记载着：金沙寺僧久而逸其名矣，闻之陶家云：僧闲静有致，习与陶缸瓮者处，“抟其细土，加以澄练，捏筑为胎，规而圆之，刳使中空，踵傅口、柄、盖、的，附陶穴烧成，人遂传用。”又如《阳羡茗壶系》的《正始》云：“……供春于给役之暇，窃仿老僧心匠，亦淘细土抟胚，茶匙内中，指掠内外，指掠内外，指螺纹隐起可按，故腹半尚现节腠，视以辨真。……”但这些文字的说法，可能使局外人摸不着头脑。

　　在清吴骞着的《阳羡名陶录》里编载周容的一篇《宜兴瓷壶记》，介绍了砂壶的制作技法，稍觉合理，但文章好杜撰术语，使人费解，且文字佶屈聱牙，艰涩难懂，即使陶人，若浅于文理，也不易领会。这里仅就文中技艺改革演部分，断章摘引几句，以说明紫砂创始之技法：“……始万历间大朝山僧 (当作金沙寺僧)传供春;供春者，吴氏之小史也，至时大彬，以寺僧始止。削竹如刃，刳山土为之。供春更朽木为摸，时悟其法，则又弃模，而所谓制竹如刃者，器类增至今日，不啻数十事……”这些话显然是作者周容实地看制壶的全过程，又向陶人了解砂艺当时及以往的一些制况后记下的。

　　对照早期的紫砂器 (如羊角山发掘的残器和明吴经墓出士的提梁壶) 不难发现，其成型方法多和手工日用陶砂锅小罐等的制法相一致。周文中提仙了金沙寺僧削竹如刃的手工捏作及供春朽木为模的成型技法，实际上，用模制壶的技法，金沙寺僧和供春之前很久便有人运用。倒是“时悟其法，则又弃模……”这一点我们确实应该承认。揣摩时壶及明代民间的传器，可以看到时大彬后来的制作方法确有了突飞猛进。最大的改进是用泥条镶接拍打凭空成型。紫砂艺术发展到这一阶段，遂真正形成宜兴陶瓷业中独树一帜的技术体系。这种也经过时大彬以前的父辈们 (包括时鹏、董翰、赵梁、元畅四大家在内)的共同实践，但时大彬是集大成者。经他的总结力行，成功地创制了紫砂常规上的专门基础技法。《名陶录》云：“天生时大神通神，千奇万状信手出。”这样的赞颂，唯时大彬足以当之。几百年来，紫砂全行业的从业人员，就是经过这种基础技法的训练成长的。

刘一飞 原矿黄金段《东坡石瓢》

　　紫砂陶艺的鉴赏

　　有几百年历史的紫砂，也是历史悠久的我国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方面， 但两者之间又相辅相成，不可截然分割。

　　明代中叶，正值中华茶文化的鼎盛时期，茶的品饮方法日趋究，沏茗畅饮替代了宋代流行的烹煎，因此，茶事开始讲求器具，其所具有的艺术价值与使用价值端赖茶事的发展而发展，二者之间相互推进，具体表现在精和物质两个方面。品茗本是生活中的物质享受，茶具的配合，并非单纯为了器用，也蕴涵着人们对形体审美和对理趣的感受，既要着重内容，又要讲形式，以期达致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矛盾统一。一件真正高超的技巧功力，方能得到社会的公认和历史的肯定。

　　关于砂艺之品位问题，应该这样来看，任何种类的工艺美术，从某种意义上讲，都具有一定的共通性。书画、金石、琢玉、竹木雕刻等等，都有它一定的技艺层次，或属于艺术层次;或属于高档层次 (指批量商品分档);或属于普及层次 (即生活日用品)。砂艺情形亦然。造型形态完美，装饰纹样适合，内容健康向上，使用功能理想，制作技巧精湛，且艺趣盎然，雅俗共赏，使人把玩不厌、怡养性灵的，才够得上艺术层次的上乘，堪称传世杰作;其次是因瑕就次的上乘，美中不足，有趣失理，有理失趣，不能兼胜者，是为中乘;至于高档层次，大都出自基础技术比较扎实的艺人技工，复制某种佳作，痛痒着，技虽精而艺不足，终不免匠气流溢，难臻高尚境界，有识者当能有会意合理的评点;普及层次的成品乃出自某地后赖以发展经济、维持人民生活、沟通物质交流的地方事业，它是为适应社会消费的需要而制作的。

　　历史发展中的几位大师成就

　　金沙寺僧与供春，是史籍中第一批有姓名可稽的人士;与供春同时，还有四大家：董翰、时鹏、赵梁、元畅 (一日元锡)，可惜他们的作品，连明代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和清代吴骞的《阳羡名陶录》两书，都说没有见过，在四五百年后的今天，更无从评说了。

　　砂艺史上一致推崇的大家，当以时大彬为典范。他的贡献在于：对砂艺开创时期技艺法则的创造性革新，这是后辈从业者都应为之歌功颂德的;更动要的是，他为后世留下稀世杰作，创紫砂艺陶文化的先河。本首，供爱好者欣赏品评。

　　在时大彬同时或之后的几位砂艺作者，他们仅留姓氏于经传，却未见确切可信的传器，无法评点。其中时被提及的有：与李茂林 (时大彬同代人)并称为、三大“的时的彬两个徒弟李仲芳和徐友泉，以及其他许多徒弟蒋伯荂、欧正春、邵文金、邵文银、陈俊卿等，另外还有陈用卿、陈仲美、沉君用、惠孟臣等人。

　　《桃杯》 (见图版二十一)的作者圣思，史籍上未曾列载，无从考据他姓什么，但凭这件传器，观摩欣他的艺技，其巧妙的构思、精湛的技巧，椇可谓重锼叠刻，虽名为杯，谁忍心用它饮茶。作为技艺高超的陈设品，它堪称砂艺又一个流派的代表作。

　　在明清这两个朝代更替的动荡时期，文化生活曾处于低潮。砂艺的发展，自然也殁对稳定，反映各时期经济基础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物质文化复见生机。紫砂陶艺名人，又得到了施展才技的良好气候。这个阶段，最杰出的应首推陈鸣远。他的作品，可以说是在继承明代常规的基础上的胆创新的产物。笔者从少年习艺直至暮年的五六十年中，所见他的真品虽仅有数件，但凭此已能窥见其艺术素养之深湛。所制珍壶中的几何型类，朴质大方，结构合理，技巧严;自然型类，则概话夸张，源于生活而高常规，如三代青铜器的造型与纹样，利用紫砂泥料优良可塑的特征，得心应手、随心所欲地发挥着神工般的技巧，堪为砂艺之观止。稚其美中不足者，在于其部分作品，沾染着清代宫廷之繁缛气息，却也是时尚所趋，在所难免。

　　由于鸣远名噪一时，品位高卓，故仿效者众，伪冒赝品，因而泛滥流传，时至今日，余孽不绝。

　　这一时期成就可观的砂艺作者，还有邵玉亭、王南林等人。邵玉亭曾为干隆宫廷制器，笔者五十年前曾见一壶，一面浮雕荷趣，一面铁线凸描篆书干隆御制诚七绝一首，制作非常精细，此人也应是当时的佼佼者。

　　王南林当时亦颇有声望，但观其遗作，亦仅以浑朴胜，未及精巧。殷尚、陈荫千、邵旭茂、杨季初等，传器都甚寥寥，本编依次收入有关图版，从艺技上观赏，各有千秋，或技巧刻划缜到，或造型气度宏伟，或题材形式典雅，各擅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