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紫砂壶艺

 　　紫砂陶器发端于北宋中期，至明清便逐渐形成强大的创作传统，随着紫砂壶艺的兴起，紫砂百品竞妍、名家辈出、流派纷呈。

　　明弘冶、正德年间(1488～1521年)，宜兴湖 父九里山金沙寺僧，常与缸瓮匠户来往，熟谙制陶术，功课之余，选练细泥，烧造容量颇大的圆形壶器，既不留款，也不钤印，以指脶纹为标识，附近窑户竞相仿效，一时流传。宜兴籍四川参政吴颐山入仕前，曾寓居金沙寺读书。随侍家童供春(亦书龚春或龚供春)见寺僧抟泥为壶，深悟其法，创制树瘿壶式，极为精致。树瘿壶呈栗式，如古金铁，嘴及把，仿树枝弯曲形状，壶体朴雅古茂，酷肖百年树瘿。供春还改进不少制壶工具，如竹刃木模等。

卢宁刚 原矿红泥《小雄风》

　　明正德八年(1513年)，壶器形制出现菱花，菊花等式，成型采用手工捏制、泥条盘筑、泥片镶接、木模或泥模镶接等法，但壶坯与缸瓮类仍混装入窑，焙烧时壶体容易溅上釉泪或产生火疵熔孔。

　　嘉靖、隆庆年间(1522～1572年)名工辈出。见诸记载的著名制壶艺人有董翰、赵梁、元畅、时朋四人，号称四家。当时所制壶器分龙蛋、圆珠、莲房、六瓣圆囊、八瓣扁菊、高把提梁等式，惟赵、元、时三家谨守供春以来的传统，变化不多。董翰、李茂林则另辟文丽工巧的途径，朴中带艳，风格别具。自李茂林之后，紫砂壶焙烧已摒弃陈旧的“裸胎露烧法”，采用匣钵套装坯件入窑，使壶器色泽光润。

　　万历年间(1573～1620年)，时朋之子时大彬精选上等紫砂泥，调配成各种泥色用以制壶。其作品古朴雄浑，不尚妍媚。早期作品多模仿供春大壶，自从听取太仓名士品茶施茶之论以后才改制小壶。此后时大彬挟其绝技，交接公卿，才名益盛，壶艺也日渐精进。主要作品有僧帽、竹节和各式筋纹器。

　　时大彬广收门徒，紫砂界几乎半数是时派弟子。其中以李仲芳和徐友泉最为著名，时有“壶家妙手称三大”之说。“三大”即时大彬、李大仲芳、徐大友泉师徒三人。李仲芳制壶注重文巧，制品的嘴、把端庄、口盖严谨;徐友泉制壶，以仿古铜器造型和调配色泥见长。

　　万历末，江西景德镇造瓷名工陈仲美，至宜兴改业紫砂器，运用瓷雕技术创制各式花货(塑器类)，所制壶器大都重镂叠刻，精雕细琢，或摹拟花果，或缀以草虫。其中束竹紫圆、蟠桃寿星、龙戏海涛等壶，时称精品。

　　天启时(1621～1627年)，壶器盛行铭刻和署款、一般名手几乎无不注意书法，如陈用卿，俗名陈三呆子，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人，制品工整规范，不落俗套，如莲子汤婆、钵盂、圆珠诸器，能做到不规而圆，这次带来供大家欣赏的美人肩壶，即体现这一风格，其落款直接运用刀工，有钟繇贴意，当然也不能排除印钤。陈鸣远的书法造诣也很深，其款字有晋唐风格。

　　崇祯年间(1628～1644年)士人倡导浅尝低斟，自斟自饮的茶风，这种饮茶方式使茶壶趋向小型化。惠孟臣创制的小型水平壶可容水60至80毫升。陈六如、陈正明、徐次京、王友兰等人的壶作，玲珑纤巧，精致雅丽。

　　清康熙、雍正年间(1622～1735年)，壶工陈鸣远吸收明代著名工匠徐友泉、沈子澈的壶艺风格，丰富造型，发展品种，从壶器造型到雕刻，形成独特的工艺风格。所作浴后妃子壶，泥色纯朱，光润自露，薄如纸片;所作梅桩壶，梅桩皮皱枝缠，极富生态，壶上点缀梅花，以有色泥浆印贴而成，整件作品犹如雕塑。陈鸣远手制的壶器还有南瓜壶、螺甸壶、束腰方壶、束柴三友壶、四方掇球壶等，造型奇异，变化多端，雕镂精美，书刻雅健。

　　期间，仿古铜器的壶形也相继俑现，如小扁觯、小云雷、提梁 、分档索耳等式，采用的泥色有白、黄、天青、乌黑、桃红、沙白、栗色、朱砂、紫砂等。乾隆初年，传统的方壶、圆壶，逐步得到完善，筋纹器也日渐流行，壶工竞相施艺，高矮胖瘦各呈其貌，精细入微而至繁缛。王南林、杨友兰、杨继元、邵基祖、邵德馨、邵玉亭、陈汉文、张怀仁等制壶高手，为朝廷制作一批精美壶器，于乾隆七年(1742年)，被选入承德山庄行宫。乾隆二十三年，有四件精制茶具被遴选入皇宫。这些贡品用珐琅彩、堆雕或泥绘装饰，典雅华丽。其中邵玉亭所制壶器，式度精严，一面饰以堆花荷莲，一面饰以乾隆诗句。朝廷收藏的陈汉文、邵德馨的四件四方小壶，制作奇巧，堆塑阳文篆字和山水人物、式如天鸡，足如传炉，称为传世之作。至乾隆中期，壶器制作已大体可分普通日用壶和特制工艺壶两大类。普通壶采用手工成型，其嘴把附件用陶模印制，待壶成型后，需经多次压匀磨光再安嘴把，十分讲究壶的形神气质。而特制工艺壶的装饰，集工艺美术之大成，交替运用书法、绘画、篆刻、浮雕、贴花、镂空、泥绘、彩釉、搅坭、磨光等工艺，因器而异、变化无穷。

卢宁刚 原矿紫泥《一粒珠（窑变）》

　　嘉庆年间(1796～1820年)，陈鸿寿(号曼生)出任溧阳县宰。自创壶式18种，绘制成图，由制壶名手杨彭年等为其制作，并请友人饰以书法、刻文，主要造型有石铫、横云、井栏、合欢、方山、瓜形、覆斗、扁石等式。为便于刻画装饰、壶身以几何造型为主，线条简练，可供装饰之面较大。

　　曼生壶四周，多铭刻文字，铭文很多出于幕僚江听香、郭频伽、高爽泉、查梅史之手，间有曼生自作。所刻铭文有篆、隶、楷、行诸体。镌刻时，一般多用“双入正刀法”，有时也用尖竹、片刀，在未干的壶坯上直接刻画。陈曼生在篆刻、书法、绘画、诗文等方面颇有成就，由此“壶随字贵，字依壶传”。曼生壶底部常用“阿曼陀室”、“桑莲理馆”等印记。他在溧阳任职3年，督制的壶不下千百把。

　　道光初年，出现砂胎锡壶，嘴、把、的，采用白玉琢成，工艺精湛别致。作者朱坚，书画兼长，工鉴赏，尤精铁笔铭文，曾著有“壶史”。申锡也是制壶名手之一，善雕刻，精捏塑，他和杨彭年合制的茶壶，敦朴如古铜器，被誉称“申扬”。杨彭年、杨凤年兄妹精通壶嘴捏法，虽任意拍捏，宛若天成。杨凤年所制“风卷葵壶”，形态生动，口盖严密，泥色和润。咸丰年间(1851～1861年)，许多文人墨客酷好砂壶题款，并把紫砂壶作为馈赠好友或同僚的礼品，因而壶器身价颇高，收藏者与日俱增。有些收藏者以“陶”为号，自称“壶公”。南壶公名瞿应绍，字子冶，初号月壶，又号老冶、陛春，原籍上海，工诗词、书画、篆刻、鉴古，常自制茶壶，至今流传的石瓢壶式，即是其精心之作，他常托好友邓奎，专程到宜兴监制茶壶，带回壶坯亲自撰铭、刻文、镌画，他的壶作时人称之为“三绝壶”。北壶公张之洞，同治二年探花，号无竟居士，也常命人前往宜兴定制壶器，自撰壶铭，所藏砂壶底部均有壶公印章。

　　其时，砂壶形制“方非一式、圆不一相”，呈现争妍斗巧的局面。传统造型大体可分三类：第一类属于几何型，基本由圆、方、锥、椭圆等几何形状变化而成。第二类是筋纹型，主要采用花果形态设计，其中包括葵式、菱花、筋瓢等。第三类是自然仿生型，即仿动物形、仿植物形、仿实用器物形或其他物状造型。比较风行的新颖壶式为邵大亨的“鱼化龙”。其壶体浮雕鲤鱼、蛟龙和波涛，并用6条S形纹线回旋组合，壶把琢龙尾翻卷状;壶嘴、壶盖分别饰以云纹和伸缩自如的龙头，斟茶时龙舌会向下伸出，寓意鲤鱼化龙，前程无量。另有一种“石榴多子壶”，以菱角为把手，莲藕为嘴，冬菇为盖，并在石榴构成的壶体外，贴饰荔枝、白果、红枣、瓜子等果品，寓意多子多孙，构思精巧、雅俗共赏。这里的邵大亨汉扁壶是其流传民间的壶式，其嘴、把匀称自然，口盖直而紧密，注茶无落帽之忧。邵性格孤傲，清介正直，非到其困乏时，虽一壶千金，亦不可得。

　　光绪七至十六年(1881～1890年)，国内外兴起紫砂收藏热，前代留存下来的“区区藏器不足以供无尽的取求”(寂园：《陶雅》)于是仿造古器之风盛行，一些收藏家还专请有名壶工上门制作，历任广东、湖南巡抚的吴大徵，特请名工黄玉麟依式仿制“供春树瘿壶”，并模仿吴府收藏的钟鼎及古陶器，制作掇球、书扁、石瓢等壶，其款式精气浑成不失古意。以后吴大徵又请名工俞国良特制传炉、橄榄等式、壶底钤“客斋”阳文印，古篆朴雅，非前代壶印可及。一代金石书画家吴昌硕、任伯年、吴远等人也曾定制紫砂壶，并亲自在壶上铭刻书画。

　　因长期从事明清紫砂壶的收藏、鉴赏，颇有心得，仅供研究探讨，以期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