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上海的紫砂仿古

 　　紫砂之家讯：清朝后期，洋务派在国内兴办实业。继起初的棉纺业、造纸业之后，印刷业、制陶业也在上海、杭州、天津等近海城市发展起来，出现了一些经营紫砂的商号，他们雇用技艺出色的宜兴艺人，专门制作水准较高的紫砂器皿。在这种局势下，紫砂业慢慢地从衰微中恢复。、对古董的需求历来是与经济繁荣同步的。新兴的城市上海汇集了中国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商业和企业，也是政界、商界、文艺界精英汇聚之地。而紫砂只有几百年历史，留存下来的名家作品并不多。精明的紫砂商人发现，与经营普通的紫砂器相比，仿制明清名家紫砂壶的利润要大得多，而繁华的上海则是中国兜售赝品最好的市场。于是，紫砂仿古从19世纪末逐步形成规模，并终于在20世纪初的二三十年里达到高峰，几乎所有宜兴顶尖艺人都在上海等地从事仿古工作，为陶器商和古董商制作了难以统计的仿制作品。古董商并不要求产品的数量，对制作周期也极有耐心，仿器的质量是他们最关心的。充足的资金、宽裕的时间、优厚的待遇、出色的艺人，这些条件下产生出高水平的仿制品是必然的。这些作品如今散见于各处，有些甚至作为真品陈列在博物馆中，鉴别其真伪成为一项极其困难的工作。

汤鸣皋 原矿底槽清《得福》

　　从技术层面讲，在民国初期的大规模仿古浪潮中，艺人们得以最大限度地观摹和学习优秀的古代紫砂器皿和其他门类的器物，而眼界的开阔及他们对大量古董壶的眼观手摹是前人不敢想象的。除过临摹以外，古董商有时会仅仅根据一个史料中的名称要求艺人制作出这件作品，这需要对古代制品更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在这样的环境刺激下，紫砂工艺在长期的停滞之后。重新起步，甚至有人认为从仿古中成长起来的顾景舟这代人已代表了紫砂工艺的极致。虽然顾景舟不愿提及旧事，但他始终坦陈临摹陈鸣远和邵大亨紫砂的经历使其制壶技艺得以大幅提升。

　　仿古市场由三部分组成：收藏家是古董壶和仿古壶的追求者，古董商和陶器经营商是仿古壶的生产组织者，不过有时收藏家和商家的角色是难以区分的。古董商既收藏古壶，也制作买卖仿古制品;陶器公司既经营普通的商品紫砂壶，也暗中生产仿古壶。因为既熟悉买家，又与宜兴关系密切，他们还常常充当收藏家、古董商和紫砂艺人之间中介者的角色。而紫砂艺人是藏在幕后的仿古壶的制作者。本文拟就这三类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紫砂仿古活动作一介绍。

　　收藏家和古董商

　　系统、有计划地仿制名家紫砂壶始于19世纪末之吴大澂(1835～1902年)。吴大澂是著名的金石学家和收藏家，清光绪十九年(1893午)，他聘紫砂艺人赵松亭在家中制壶，同时也仿制一些难得的明清古器，两年后又聘黄玉麟仿制名家紫砂。

　　进入20世纪后，大批藏界、政界、商界、文艺界名流醉心于紫砂收藏。

　　庞元济(1864～1 947年) 字莱臣，号虚斋，浙江吴兴南浔镇人。庞氏家族世代经商，家境殷实，庞氏又精鉴赏，收藏之富，为全国私家之冠。曾出版《虚斋名陶录》著录宜兴紫砂器，每件紫砂器均有整器及款印的拓本图片，并有详细的文字说明。如他给一把惠孟巨款朱泥圆壶的按语为：“余见其作品极多，皆朴雅可玩，则孟臣亦乾隆时一作家也。”可见他对紫砂有深入的研究。建国后，庞家后人将其所藏书画文物捐赠或出让给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和苏州博物馆。

汤鸣皋 原矿底槽清《圆竹》

　　龚心钊(1870～1 949年) 宁怀希，号仲勉、瞻麓，安徽合肥人，寓居上海。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进士，是清代著名的外交家。平生笃好文物，所藏紫砂亦极丰富，每件藏品均配有精美的包装盒，盒内附标签，书说明文字。1964年，其后辈将500余件文物捐献给上海市文管会。。戴国宝除生产国内市场需要的各式紫砂茶壶外，还注意开拓国外市场。不单有出口南洋欧美的彩釉彩绘紫砂产品，还专门制作适合日本人习惯的八件茶具及形式多样的花盆，生意非常红火。1942年戴国宝之子戴相明继承家业，他极欣赏顾景舟的才艺。1948年，戴相明介绍顾景舟认识江寒汀、吴湖帆、唐云等著名书画篆刻家。顾景舟兴奋之余，精心制作石瓢壶五把，由戴相明邀请吴湖帆、江寒汀绘画题诗(图4)。壶艺书画双绝，在紫砂史上留下灿烂的一页。铁画轩在抗战后又现中兴之势，直至1956年公私合营。

　　豫丰紫砂陶器店经营品种丰富，有名家紫砂壶，也有百姓日用的大型粗壶，还有缸盆等器。豫丰曾有一次向施金廷(施小马祖父)定制100把寿星壶，当时预付定金l00大洋。豫丰公司于抗战期间败落。

　　陈鼎和陶器厂 由陈元明兄弟于民国5年(1916年)开办，在宜兴开设店铺，在上海设办事处。其业务多为商家定制产品，品种有紫砂壶、杯子、笔筒、花瓶等，盖有“陈鼎和”方印、圆印，有些茶具底部还印有英文。其作坊设在宜兴川埠上袁村，公司为当地壶工提供壶样。